辛亥革命与传统宗教的嬗变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剧烈振荡，注入了现代活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宗教必然反映社会现实。社会制度的巨变、宗教信仰自由理念的传播，这些都导致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宗教的嬗变。 

　　一、顺时应变

    　清末戊戌变法为举办新政，掀起庙产兴学，佛道教遭重创。辛亥革命后，政府制定《寺院管理条例》等法规，明晰庙产，取消宗教特权，确立依法保护庙产，使传统宗教有所复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它们的现代化。根据当时的一些记载，道教在北京恢复了60多处宫观；武当山办有道教学校5所，道士增至500余人。康有为、章太炎等号召兴佛学、抗西学，佛教出现中兴，僧尼达80万人。连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它……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同一时期，得益于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等主张，由中国各族穆斯林创立的现代伊斯兰社团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全国范围的穆斯林教育团体、学术团体、救国团体达100多个。

    　 与此同时，中国天主教、基督教也获得了明显发展。1910年至1918年，中国天主教徒由130万发展到200万；基督教到1918年已拥有36万教徒，较1900年增加了3倍多。 

　　二、自立革新

    　辛亥革命后，旧制度被摧毁，但新制度建设未能及时跟进，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精神信仰出现真空。这既为传统宗教创造了发展机遇，又挑战其自身存在。当人们的精神生活面临多样选择时，守旧的意识形态往往被边缘化，积极适应社会的新观念受到追捧。

     　章太炎、苏曼殊在佛教界力主改革流弊，“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1913年2月，太虚法师首提佛教革命，即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教理革命，一扫沉闷格局，为佛门注入了生机。1918年8月，太虚法师与章太炎、蒋作宾、张謇等共商整理僧伽制度，成立觉社，出版专著，演讲佛学，开佛教界与实业界携手之先河。同期，上海佛教界在锡金公所成立居士林，成为中国第一个组织规范的近代居士团体，成员多为工商界人士。随后在汉口、长沙、北京、天津、成都和重庆也成立了类似团体。

　　1912年9月，道教张元旭天师应邀参加中外教务联合会后，联络各地18所宫观的代表在北京成立道教会，草拟《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次年，为推动道教革新，在上海举行发起人会议，草拟发起书，创办学校、医院。

　　作为洋教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革新的源动力来自于中国教徒民族意识的觉醒。天主教徒聂醒吾在《益世报》上发表《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列举近百年来外国势力利用天主教侵华的事实，号召中国教徒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得到响应，天津的中国教徒建立了公教救国团。到1920年，中国籍神父已有963人，是1900年数量的一倍。

　　基督教为适应形势，发起本色运动，要求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阐述教规教义，建立中国特色的中国神学和本色教会。1912年，加拿大长老会按立程万钟等13名中国人为牧师，开本色化先河，各国差会随之响应。

 　　三、入世融合

    　在太虚法师号召下，佛教入世化迅速铺开。印光法师主张儒释合一，反对迷信，坚持不当住持、不收出家弟子、不登台讲法；虚云法师重戒律，革陋习，纳新进，改禅宗的子孙制为十方丛林选贤制，在滇粤闽赣极有影响；弘一法师提倡新佛教，限制出家受戒人数，要求僧众服务社会，在东南沿海影响很大。

　　1912年，道教界成立“黄老为宗，联络各派，昌明道教”的中国道教总会，致力兴办教育文化事业，整治各地宫观。为体现入世精神，北京白云观方丈陈毓坤率20省的求戒弟子，举行祈祷世界和平法会。

　　伊斯兰教也积极适应社会，或办报纸杂志，阐发教规教义，提倡新式教育，最著名者为马福祥等创办的《月华》；或办新式教育，王浩然阿訇在北京牛街清真寺设回文师范学堂，除宗教课外，另开设文化课和汉语课，与马邻翼等兴办清真小学堂，1912年发起成立中国回教促进会，旨在全国穆斯林中普及新式教育；或组织海外留学，云南回教促进会先后组织5期33名中国学生出国学习。

　　天主教、基督教积极参与社会服务。1911年，当黄、淮河爆发洪灾时，基督教成立救灾团体，组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教会还兴办现代教育，到1917年，教会学校学生在全国学生总数中，小学生占4%，中学生占11%，高校学生占80%。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作为教会外围组织，举办平民教育、组织体育竞赛、开展职业指导，主办了首届全国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特别是在职业指导中运用现代科学理念，借助心理测验、个性评价、择业自审等，帮助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四、救亡图存

   　 民国初年，中国各界的救亡图存构成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宗教界也置身其中。

　　1913、1916年，梁启超等组织“孔教会”，两次掀起“国教运动”，上书国会，要求批准“孔教会”成为合法宗教团体，后未能如愿。此后，文化界的救亡探索迅速蔓延，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梁漱溟提出道德代宗教，冯友兰提出哲学代宗教。在此背景之下，敬安在沪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各地设支部22个、分部400个。以“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致力“明昌佛学、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增兴实业”，经熊希龄斡旋奏请政府立案。为反制日本染指中国佛教，严复等在北京设立第一大乘讲习会，邀请僧人演讲《楞严经》，政府官员、各国公使、社会名流踊跃倾听。太虚法师应邀到粤为国会议员讲经，受到南方军政府欢迎，还到北京广济寺主讲《法华经》两个月，数百人皈依。 

　　这一时期，学者陈垣精心收集碑文，完成了无人涉及的道教文献整理，编成《道家金石略》；徐世昌请教育部部长傅增湘主持重印新版《道藏》350 套，每套1120册。经典的整理重印奠定了道教振兴的基础。陈撄宁认真研读《道藏》，广访道观，推敲丹法，成立仙学院，推广仙学，力促道教为中华民族精神寄托，期望以仙学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列强文化侵略。

　　伊斯兰教界始终关注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1913年，中英在印度西姆拉开会，会上中国虽未承认西藏“独立”，但拟同意将青海南部划入“内藏”，闻讯后马麒作为青海“三马之首”，通电全国，引经据典剖析内外藏划分的荒谬，严词拒绝无理要求，川、康、滇、甘各省和国内各社团纷纷呼应，挫败了英国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