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功臣精英们的局限
辛亥革命网 2013-03-12 00:00 来源：新浪读书 作者：杨师群 查看：
辛亥革命要革除千年的皇帝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宪政，这样的制度革新中国自古所无，可为我国开天辟地的一场真正的革命。由于南北谈判成功，清廷顺利退位，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也是历史上改朝换代中损失最小的一次奇迹性变革。革命派的主要功臣，及陆续参与进来的立宪派精英，也包括部分愿意改革的旧清官僚，主要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军政大员，都做出一定的贡献。尤其是革命派的功勋，震古烁今，堪称伟业。然而毋庸讳言，革命与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功臣与精英们的思想行为存在一系列的缺陷，这些局限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遮蔽着革命的核心目标。中国同盟会把“驱除鞑虏”作为其革命纲领的首要任务与核心内容之一。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争论的基本分歧之一，就是是否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孙中山在1897年就说：“帝位与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武昌起义后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向海内外发布了《布告全国电》等十个电文，涉及民主共和宪政的字眼寥寥可数，而“复大汉之山河”之类的呼喊连篇累牍。上海《军政府布告》也有“共讨满贼，报我汉族之仇”诸句，江苏都督府的大旗上写有“兴汉安民”几个大字。南京政府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文告中，“满人窃位”、“异族专制”之类的字句也比比皆是。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南京临时政府诸公得悉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居然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把辛亥革命与光复大明江山混为一谈。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直接后果，就是把革命目标看作是向满清夺权，而轻视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宪政体制。
由是，民国建立之初，政权转移到汉人手中、国号的改变和公布了几个不成熟的法律，孙中山、黄兴诸人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宣扬民族、民权主义已达目的，三民主义只剩下一个民生主义还须努力。于是，孙中山准备离开政治舞台，到处讲：“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国民党推孙文为理事长，他坚决表示：“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理事长一职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其实，共和国初期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讨论与立法，如国会多党建设问题，国会立法、政府行政、司法独立诸权如何互相制衡的规则，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切实保障，中央和地方分权即大一统还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方面的措施……都急需政治家慢慢梳理。作为一个政治家，孙中山却嚷嚷着要去搞实业，从而放弃了完善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努力。可见其政治判断力相当幼稚，不知在一个君主专制统治已两千余年的国度中，要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宪政体制的共和国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
革命胜利后，对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也相当不成熟，乃至轻率改变，授袁世凯以把柄。南京临时政府筹备之际，宋教仁提出实行内阁制，历数总统制的弊端。然而，孙中山因自己掌权，就力主总统制，反对“复设防卫之法度”，不懂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于是，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总统制，说明孙中山只顾自己的权力欲与领袖欲，而不顾国情的需要，同盟会内部多数人同样对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然而，南北和议达成，要将政权交给袁世凯，革命党人不放心，冀图通过内阁制掌控实际权力，便匆匆忙忙制定《临时约法》，改采内阁制。而制定这个临时宪法文件的代表性颇有疑问，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尤其是漏洞太多，如没有建立清晰的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制度，如国会权力没有必要的制约，没有国会与总统互相制衡的规则，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关系也颇模糊，搞不清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其法律的诸多缺陷与失误，处心积虑地想从袁世凯手中夺权的蹩脚战术，为日后政争埋下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