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复起义与辛亥革命(2)
辛亥革命网 2011-08-08 00:00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琪森 查看：
由此可见，上海光复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具有“关键之役”的意义，不仅逆转了袁世凯向革命军反扑的危急形势，一解首义之地武汉三镇之围，而且使上海这座各派力量争夺的城市牢牢地控制在革命党手中，从而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奠基礼。
上海绅商的历史贡献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人数千人聚集在上海北火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在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类似的记载在不少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中都有，结果如何呢？对于这个悬念，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相关史料都未曾作出回答。而在由费正清先生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至1949年上卷》中指出：“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
长久以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在大总统上任的关键时刻，是上海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约合1元4角大洋），也正是这笔巨额资助，为新生的民国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笔资助凸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倾向、政治抱负和社会诉求。因此，“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应当指出的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资产阶级主要是“绅商”，这些绅商都是有相当名望的实业家，并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或官职。李平书曾任江南制造局提调、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上海光复后出任民政总长；王一亭曾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上海总商会议董，上海光复后出任财政总长；叶惠钧曾任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上海光复后出任沪东军都督府军政司令。
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后，发展至清末民初，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成熟的城市，云集了一批工商、金融、贸易、航运、建筑、娱乐、餐饮等领域的实业精英。其中一部分形成绅商阶层，大力支持或直接投身于辛亥革命。据《王一亭传》载：“王一亭曾为革命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四十万元，以后都无法收回。”上海绅商直接参与领导了上海光复起义，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出发前，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与团员痛哭誓师：“愿团员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则城中无数生灵，我团员数千之家室，得保安全。”（李崇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克敌制胜做了精神上的保障。
上海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中，除了都督陈其美等人外，基本上就是一个绅商领导集团。具有双重身份的绅商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担当精神。小岛淑男在《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中明确指出：“1911年，驻守上海的清军被击溃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陈其美都督建立的军政府。”（1960年8月《东洋史学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