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粤商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在辛亥革命的参与力量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主要领导和推动者，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和会党，再次是新军之中的进步分子。笔者认为，事实上，还有一股很重要的力量——商人群体。本文仅以粤商为个案，探寻一下商人群体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特定作用。

　　绅商阶层反戈成压倒清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期，绅商阶层主要发挥着类似于行业协会功能的作用，随着时局的发展，它们越发成为推动政府立宪和向洋人施压等政治运动中的组织者和主力军。有学者认为：绅商阶层反戈，可以说是压倒清政府这头老迈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海外粤商不同，国内的粤商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曾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他们希望变革，承认变革是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商人天生保守的性格，以及与旧体制之间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又使得他们不愿看到变革以激烈的方式来进行。因此，他们成为了夹在革命派与极端守旧派之间一个独特且极具变数的群体。在异常纠结的心理斗争下，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选择了一种以温和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的政治行为——立宪和实业救国运动。

　　在阶级叙事的话语体系下，立宪派曾经也是守旧的代名词，在很多场合，它往往都是作为革命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近年来，随着历史的多层面相被渐渐发现，这一政治群体的多面性也日益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清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绅商群体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组成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不仅能够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代表他们发出政治上的诉求，以平衡社会上非此即彼的冲突，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在平常时节，他们的态度是倾向于维护、稳定现行体制的，而在一些关键时节，他们却能够突破体制的束缚，展示他们的实力，将社会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绅商阶层在这些关键时节的推动，才使得革命最终得以成功爆发。清末，广东的绅商组织众多，像总商局、九大善堂、七十二行会、粤商自治会等，这些都是当时在国内政商两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团体。早期，它们主要发挥着平衡利益博弈、调节业界纠纷等类似于行业协会功能的作用，随着时局的发展，它们越发成为推动政府立宪和向洋人施压等政治运动中的组织者和主力军。后来，在合理的政治诉求一次又一次被粗暴地拒绝之后，它们的政治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开始由温和向激进演变，其中一些人开始同情甚至支持革命派了。1908年2月，日本轮船“二辰丸”号在澳门附近的中国领海进行军火走私活动，被广东水师查获并严办。为此，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迫于压力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一系列屈辱条件。消息传来，民怨沸腾，广州民众率先发起请愿拒日运动。运动中，粤商自治会起到了领导作用，在它的有效组织下，一场由广州开始，波及整个南中国乃至南洋的抵制日货运动得以蓬勃展开。这场运动，不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面目，而且充分地展现出绅商阶层的影响力和革命性。抵制日货运动虽然体现了商人群体对当局的严重不满，但依然还是在维护政府权威的范畴内进行的。直到1911年的保路运动爆发，商人们的政治表达才实现根本性转折。1911年5月9 日，清政府宣布实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且拒绝将股金还给股民。这无异于赤裸裸的打劫。5月14日，保路运动在湖南爆发。6月初，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声援保路运动大会，将斗争矛头直指清政府。9月，由于清政府对运动采取血腥镇压态度，本来温和的保路运动演变为激进的武装斗争。自保路运动始，粤商群体逐渐融入激进变革的大潮中，成为推动革命进程的重要力量。为此，有学者认为：绅商阶层反戈，可以说是压倒清政府这头老迈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遍及海外的粤商是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柱

　　广州，自古就是中国的重要通商口岸，自晚清实施海禁政策之后，它的这一地位更是得到空前巩固。由此，在岭南这一商贾文化历来就兴盛的土地上，粤商群体异军突起，成为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并称的五大商帮之一。尤其是在对外通商领域，粤商几乎就成了海外侨商的代言人。这些粤商要么长期旅居国外，要么多次游历欧美诸国，要么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他们对于时事的洞察和分析，往往拥有久居内地之人少有的敏锐性和前瞻性。因此，当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在海内外涌动时，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亦有着不同寻常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就是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号召力，为革命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或许历史的复杂性早已将粤商们投资革命的真实意图淹没在无数的细节之中，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没有海内外粤商们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经济支持，革命党人的很多活动估计都是难以展开的。

　　与历朝历代的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一场输入式的革命，它的指挥部大部分时间设在海外，革命经费大部分也来自海外。恰如事后孙中山所说：“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当年为革命捐款的人，虽涉及各个阶层，但其中最为显赫、捐赠量最大的，大都是一些极具名望的商人，尤以粤籍人士居多。粤商中，为革命事业而“自毁”家业的，大有人在。如孙文之兄孙眉，一生资助革命，后来，竟毅然结束苦苦经营数十年的生意，全力支持革命。又如邓荫南，本是檀香山有名的富商，为筹集革命经费，尽数变卖家财，只身回国策划广州起义。还有像两次“破家”的邓树南、变卖祖业的曾稚南等人，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粤商。 

　　“绅商巨贾”的参与减轻了革命的“副作用”

　　广州光复，不费一枪一弹，实现和平过渡，粤商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

　　在军政府成立之初，粤商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革命局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广州商界成立商团，用以维护地方秩序。商界在财力上的支持，帮助新生的军政府渡过了艰难的财政危机。

　　武装革命是促进社会变革的一剂猛药。古今中外的武装起义都表明，革命的过程大都是异常惨烈的，如果暴力得不到有效控制，其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往往也令人侧目。辛亥革命是挽救中华民族的一剂猛药。历史进程表明，这剂猛药不得不开。因此，如何尽量避免、缓解这剂猛药所产生的副作用，同样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在一些省份，两派势力尖锐对垒，社会秩序受到暴力行为的严重滋扰。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由于绅商势力的强大和主动介入，和平过渡得以实现，暴力对于社会的破坏得到较好控制。具体到广东，早在革命的前夜，绅商阶层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少商界头面人物开始或明或暗地支持和同情革命者。一贯与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立宪派领袖江孔殷甚至还冒险出面收殓黄花岗起义烈士遗体。10月25日，革命党人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此举对广东绅商阶层触动很大。在粤商自治会和总商会等商人团体的推动下，广东各界提出“和平独立”的口号，公开提出“公决承认共和政体”的方案，宣布与清廷决裂，同时，还派出代表赴香港与革命党人联系。“绅商巨贾”们的“逼宫”，让原本强硬的两广总督张鸣岐的态度也发生重大转变，被迫作出了同意“和平独立”的决定。11月10日，省城广州宣布光复，成立由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首的军政府。广州光复，不费一枪一弹，实现和平过渡，粤商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军政府成立之初，粤商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革命局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在“绅商巨贾”们的主持下，广州商界成立商团，用以维护地方秩序，避免在权力真空期内出现大的动乱。另一方面，商界在财力上也对新生的军政府提供了帮助，令其渡过了异常艰难的财政危机。尽管，也有研究者指出，绅商们的表现，是出于投机和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此说固然不错，但就结果而言，在维护共和政体这一革命成果方面，粤商无疑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是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