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2)

　　孙中山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剩和经济危机。他批评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黑暗，指出：资本家“用金钱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富人因为有了那样多的财产，无恶不作。”

　　他热情地讴歌工人反资本家斗争的正义性，他说“大资本擅经济之特权，牛马农工，奴隶货贩，专制既甚”，“伏流潜势有一发不可抑者，盖资本之专制，与政府之专制一也。”

　　为防患于未然，他主张既要充分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因此要节制资本。

　　（三）“节制资本”的要旨是什么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既包括要节制私人资本，又包括要发达国家资本，二者有所分工。他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并阐明其要旨：“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人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其次，是向资本家征收直接税。他认为，“现在外国所行的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他主张，“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及遗产税。”

　　再次，是保护劳工。他说：“世界之一切产物，莫不为工人之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他提议以工业发展所生之利益的一部分“为增加工人之工资。”后期他一再要求“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并提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保护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他特别关心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提出要使“衣、食、住、行”这四种基本需要让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到。他还要彻底铲除“儿童奴工”，并曾亲自下令把压迫工人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兼广州兵工厂厂长马超俊撤职查办。

　　由于中国贫穷，底子薄，要振兴实业，缺乏资本、人才和技术，孙中山主张充分利用外资和向外借债。但借债要用于正途，他说：“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则有利。”他指出，利用外资不得损害国家主权。他说：“正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人”；在和外国谈判借债条件时要保证“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

　　在利用外资方面，他提出三种方案：“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一期限与洋人承筑（铁路），期满则收回”。因此，他认为，要借外债和利用外资，要具备各方面的知识，要熟悉世界市场及各国技术和经济情况，这样和外国谈判时，才“不至吃亏上当”。此外，还要掌握有利时机，他举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大量战时制造军用品的机器闲置，急于寻找出路，他认为这是借债的“天与之机”，他主张“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他因此写成《实业计划》，呼吁国际共同帮助实现。

　　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以上不过举其大要。可惜的是，孙中山英年早逝。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才几个月就被迫离职，以后一直在动荡中，没有较长时期的执政机会，他的“节制资本”的思想虽然非常珍贵，但没有机会付诸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他的后继者蒋介石等人只是打着他的招牌，忙于争权夺利，镇压人民，根本违背了孙中山的遗志，不但不实行“节制资本”，而且勾结帝国主义，组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终于被人民打倒，被赶出中国大陆。虽然如此，也磨灭不了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光辉。

　　当然，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仍有局限之处，但可贵的是，他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前进。在十月革命的启示下，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他总结了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实现了他一生的最大转变，他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灵魂，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这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毛泽东指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是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相提并论的道理。

　　（四）重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关决议精神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意义

　　遗憾的是，在1949年3月通过七届二中全会决议、9月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之后不久，毛泽东的思想突然起了180度的变化，他在1953年就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几年之内，个体、私营性质的经济成份几乎被消灭殆尽。“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等人更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因而把国民经济推到濒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私营性质的经济成份才逐步得以丰富起来，当然，也应看到包括某些垄断性的国营资本在内，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许多弊端。因而，我们今天重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关决议和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