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辛亥革命换来破天荒的共和制(4)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真到了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

　　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已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

　　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国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也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5 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每一个人去创造

　　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个人积极地介入历史，可能作用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

　　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个别领袖、英雄的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国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

　　（作者系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