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不朽精神(2)
辛亥革命网 2011-09-22 00:0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步平 查看：
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林觉民在参战头一天给妻子留下绝笔书道：“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他说自己十分留恋与妻儿的幸福生活，但因国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天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的不计其数，故“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他劝妻子在得知自己牺牲的消息时，不要过于悲伤，“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林觉民这份包含高尚情操、感人至深的“与妻书”，后来作为教科书，被每一个中国人所诵读。
孙中山后来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烈士的时候，特别表彰他们以死唤醒国民，为人类献身的“新道德”。他说：“七十二烈士有许多是有本领学问的人，他们舍身救国，视死如归，为人类来服务的那种道德观念，就是感受了这种新道德的潮流。”人生自古谁无死，而当年的觉悟者们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救国救民，使这种献身精神赋予了辛亥革命的时代特征，它比以往的侠士精神显得更崇高、更伟大，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升华。当我们在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前辈们为救国救民而“舍身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现代化长征中的动力。
从传统爱国思想转化而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思想本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古代爱国思想中的“国”还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封建王朝；“族”也不是近代意义的民族，而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所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曾经作为揭露清朝统治残暴性的斗争工具。可是，当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体系强加于中国身上的时候，那种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的传统爱国思想的局限便突显出来。
在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中，将爱国情怀与推翻清朝统治的行动一致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酝酿革命的初期，革命派“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主张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但是，在认识到各民族已经历史地形成了大中华民族的格局，而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列强环视下的险恶国际环境中的时候，革命派提出了“仇一姓不仇一族”的口号，把国家主义区分为“心理的”与“法理的”，认为“自法理上言国家主义，则爱国家者非意识的活动，而机械的活动也”。“所谓国家主义者，当以心理的国家为基础以立说，不当以法理的国家为基础而立说”（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用明白警醒的语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不至被帝国主义最后鲸吞瓜分。他们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都有明确的阐述。因此，不能认为革命派仅以“反满”为唯一的目标，相反，他们以为革命最终要解决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振兴中华”的口号自提出后，就逐渐表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
辛亥革命中迸发出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还表现在认识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上。辛亥时代的爱国者，强调“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主张“国魂者，原于国学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他们反对固守旧规的顽固派，但是并不同意全盘欧化，特别警惕西方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同时，辛亥时代的爱国者们声明，其所谓国粹绝非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君学”，而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在野之士“本其爱国之忧，而为经世之业”留给后世的为帝王所不喜的学问。那是闪耀着爱国和民主精神的学问，是“以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惜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的文化传统（鲁迅：《文化偏至论》），是展示人性的美德，具有反侵略、主正义、崇人道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该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样被发扬光大，作为国人爱国主义的源泉。同时，他们对来自西方的文化也有客观的评价：“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主张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
辛亥时代的爱国者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以为“教育者，爱国心之制造场也”，“果能图教育之兴耶，则爱国心不难养成也。”严复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中国诸多问题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教育的落后是贫弱的根源，也是国人爱国心薄弱的原因。梁启超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正是通过教育，具有近代思想特征的爱国主义逐渐在国人，首先是青年学生中间被接受和传播，辛亥革命和随后的五四运动，使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到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