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5)

　　继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也毫无结果。在此期间，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尤其在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后，再次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英国为维护条约特权，尽管在复照中表示“愿予加以考虑”［37］，但又提出种种条件，并在实际中极力阻挠破坏。１９２６年，中比条约第六个十年期满，北洋政府决定终止旧约，谈判新约，比方却坚持旧约有效。英国公开怂恿比利时不得退让，扬言，如比利时“有所退让……则他国条约当受影响，劝勿作俑”［38］。在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支持下，比利时有恃无恐，北洋政府遂于１１月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比条约。对中国政府这一“破天荒之大英断”，英国感到震惊，深恐成为中国废约的“先例”。因而，它对中国横加指责，说“中国政府无提议修改该约之法律上权利”［39］，主张“用强硬手段对待中国”，甚至建议列强举行海军示威来威吓中国人民。

　　然而，其时大革命浪潮从南席卷而来，进一步推动了废约反帝运动，一批英租界在这一浪潮中被收回。英国虽仍试图维持条约特权，但已是力不从心。１９２７年１月，英外相张伯伦发表演说，承认“修约之说”“根本上实为合理之要求”，表示“准备修改”［40］。可是在实际中，直到迫不得已之时，它才放弃一点条约特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修约外交，于１９２８年６、７月发表修改、重订条约的宣言。美国为了在对华关系上先占一着，率先于７月２５日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同意中国关税自主。不少国家相继效法美国，与中国订立类似条约。在此情况下，一直极力反对废弃协定关税特权的英国，不得不于１２月订立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在此问题上，除日本之外，最顽固的就是英国。随后两年，英国又与中国政府换文，正式交还在大革命浪潮中已事实上收回的一些英租界。

　　英国虽然随大流放弃了协定关税特权，但仍顽固坚持领事裁判权。当时，比、意、丹、葡、西等国已于１９２８年与中国订约，同意在半数以上国家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前提下也放弃该特权。可是，英国却宣称，“既欲维持通商口岸制度，则辄须存有一种治外法权制”［41］，与美国串通一气，坚不放弃。当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宣布要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强行废除领事裁判权，英外交大臣照会中国，拒不承认，表示只能视此为“原则上”渐进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开始日期，即作为与中国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开始日期。在英美的拒绝之下，国民政府的命令只是一纸具文。赫德曾把领事裁判权视为“各项条约的中心观念”，这一特权的废弃，关系到整个不平等条约的体系的灭亡。由于英、美等国坚持这一特权，不敢与帝国主义彻底决裂的国民政府废约交涉陷入维谷。不久，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修约交涉基本上停顿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形势发生变化，废约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此时的中国抗战，与英美属同一战线。当时的日本把自己装扮成民族解放运动的救世主，提出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这一外交攻势，对作为中国盟友的英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它们不得不改变顽固立场，考虑中国的废约要求。１９４１年７月，英国通知中国，允诺在战后放弃条约特权。同年１２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加速了废约进程。翌年３月，宋子文赴美争取援助时，表达了希望立即废约的意向。此时的英美更加认识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了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经过协商后，两国于１０月１０日声明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42］。

　　然而，在废约谈判中，英国并不愿完全放弃条约权益，尤其在重大问题上坚不松口。它“不仅在通商问题上横生枝节，而且坚持九龙租借地不能提前归还”。英首相邱吉尔还宣称，凡属英国者，他必保守之，他决不会放弃任何一块大英帝国的领地。英外交部公开宣布，废除英国在华条约特权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43］。这样，中英之间的废约交涉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最后重庆国民政府作了让步，才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根据该约和有关换文，英国放弃了领事裁判权、辛丑条约所给予的一切权利、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军舰进入中国领水、引水、通商口岸和租界、任用英籍人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等等特权。至此，英国在华条约特权基本上被废弃。但是，还存在种种条约权益的残余，尤其是香港和九龙仍在不平等条约的名义下被英国霸占。

　　新中国成立之后，彻底清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大陆的条约权益。８０年代，中国政府又与英国进行了收回香港、九龙的谈判。交涉中，英国竟提出“三个条约有效”，以及“用主权换治权”等谬论，仍想维持殖民利益。但今日的中国已非昔时，英国的奢望仅仅是南柯一梦。１９８４年，中英签订“联合声明”，这一问题获得解决，香港即将回归祖国，英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就此划上一个句号。历史说明，英国这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始终不愿放弃殖民主义立场，但终不能阻挡时代的潮流。

　　参考文献：

　　15、9、13、14、18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３页、３页、１０页、２３页、２１页、２１４页。

　　2吴昆吾：《条约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年版，第３页。

　　3、4、6、10、11、1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１卷，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１３页、６０２页、３６５页、５９３页、６２９页、６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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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9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３页、９２—９３页、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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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梁敬：《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年版，第１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