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鼻草约》考略(2)

　　二

　　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后，双方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一月八日，义律、伯麦照会关天培，提出了五条要求。其中第一条是：“应将现归英国占据之沙角地方，仍留英国官员据守，给为贸易寄居之所。”并声言，所列各款，不能更改，限琦善三日内给予明确答复。十日，义律在照会中重申，“所有开载款节，稍毫未能更改”，若琦善“仍执前见，不允所请，必仍行动兵交争”。

　　英方的军事行动，的确吓坏了琦善。他一月十一日照会义律，表示可考虑英方原来的要求，“代为奏恳”，在外洋给予一“寄居地”。琦善此举，颇需要点“勇气”。因为割地毕竟是史无前例的事，太伤“大清帝国”的“尊严”，道光皇帝能批准吗？

　　义律接到琦善照会后，当即照复，表示愿以尖沙嘴和香港代换沙角。“若除此外别处，则断不能收领。”值得注意的是，义律照会中提到，寄居的“境界”，可另行详定。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香港一词，尚非全岛的总称，而是专指岛上西南一隅。岛的西北部称裙带路，东北部叫红香炉，中部是大潭，香港的东面是赤柱。下文所引赖恩爵称“该夷前求香港与之寄居，意不重在香港，而重在裙带路与红香炉。名则借求香港，实则欲占全岛”，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才有详定“境界”之说。

　　一月十四日，义律又照会琦善，要求“将尖沙嘴、香港等处，让人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按：寄居地、居留地，主权仍在中国；而英国主治，则纯属割让，义律的要求升级了）

　　次日，琦善照会义律，表示尖沙嘴与香港两处，只能“择一地方寄寓泊船”，望义律“筹思具复，以便即为代奏”。义律第二天复照，先说同意按琦善来文办理，但又说：“一面以香港一岛接取，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一面归还定海和沙角、大角等地。由香港一隅变为香港一岛，暴露了殖民主义强盗的贪婪。

　　一月二十日，义律照会琦善，表示立即归还沙角、大角，“所有兵船军师，撤退九龙所近之香港岛地驻扎”。这是一个信号，英国殖民者不等琦善“代为奏恳”的下文，就要强占香港了。

　　就在这一天，义律单方面发布了一个公告，声称：

　　“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

　　（1）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第305页；《附录》（八）第735页。》

　　值得提出的是，一些西文著作断言琦善与义律签订了《川鼻条约》，根据就是义律发表的这一公告。一九七八年版的剑桥中国史说：“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琦善无能为力地同意了《川鼻条约》”。《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part lp.19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美国一九八○版的大百科全书中说：“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了《川鼻条约》”。《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14、p、348、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0。》这些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更权威的文献完全否定了这一说法。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看到本国报纸刊载的义律发布的“公告”，曾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象是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当时，这种条约即使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第305页；《附录》（八）第735页。》

　　试想，如果琦善与义律有正式签订的协定或条约文本，义律当定呈送英国政府。而巴麦斯顿的信是一八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写的，若义律呈送了正式文本，巴麦斯顿肯定见到了。实际上，中英双方任何正式协定也未签订，巴麦斯顿也只是从报纸上见到一则消息而已。“不象是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这就是英国政府当时的看法，而这一看法对我们判断一月二十日《川鼻条约》是否签订，无疑是很有权威的。进一步说，若是琦善与义律已经签约，此后他们之间的“签约”谈判岂非多余？事实上，正因为琦善没有和义律签署任何协议，谈判继续在进行着。

　　在义律发布公告后第六天，即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占了香港。这一天，伯麦照会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内容如下：“照得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系归属大英国王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全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

　　伯麦的照会，是地地道道的讹诈。

　　其一，所谓“已有文据在案”，给人的印象似乎双方已签订条约。其实，“文据”云云，只不过是义律与琦善往来磋商和照会。其中有的意见统一，有的并不一致，并非什么正式协定。直到二月一日义律给琦善的照会中还说：“倘贵大臣爵阁部堂，能将业经分别的酌议说定诸事，曾有文据之各条款，列作盟约，俾两国制体，均无所伤之处。”足见“文据”并非什么条约，否则何必再“列作盟约”？

　　其二，琦善答应“代为奏恳”的是把香港作为英人寄居贸易之所，并非割让。伯麦所称“让给英国主掌”，由“英国王治”，这是有意的歪曲；

　　其三，琦善答应“代为奏恳”的是将香港一隅作为英人寄居之所，而并非全岛。前引义律照会中“境界”另行详定，已是证明。琦善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给道光帝的奏折也说：“至于香港地方，奴才先已派员前往勘丈，俟奉旨准行，再与该夷酌定限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736页。》这里所说“香港地方”，也是指香港一隅，因而才有“勘丈”、“限制”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