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5)

　　概言之，在西学、东学和梁启超的新学之间，找出彼此联系的具体证据，比较文本的异同，探寻导致差异的原因，进而解释何以在一定时代的一种文化体系内生成的思想、观念或学说，进入另一文化系统时会按一定的方向或样态发生变异，而这样的变异除了表现个人性格、观念、态度的差异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系统本身的差别，这可以说是地道的比较研究。用这一眼光看近代思想乃至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可以拓展的空间极为广阔。而且由于对学人学术训练的要求较严，又有规矩可循，“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5-506页。）既能避免毫无历史演变与系统异同观念为依据的穿凿附会，又不至于拘泥于一人一事的简单考据或叙述。持之以恒，聚沙成塔，最终可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达到全面综合认识近代中外文化关系的境界。

　　该书系集体协作的产物，这样的协作，确能相互促进，得跨学科和团队研究的益处，比一般大规模编书的以钞撮代著述，看似宏观，其实对于学术积累并无实际贡献的所谓合作高明得多。当然，各人的见识难免有所参差，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典型与规范性也不一致。整体而言，值得注意之处主要有三点。其一，近代世界彼此接触的手段途径日益丰富，相互联系较前大为紧密宽阔，导致梁启超思想变化的因素多而且复杂，重点虽在考察其如何通过明治日本的东学接受西学，若是仅仅关注日本的渊源而忽视其他，容易造成片面甚至曲解。突出重点的同时，如能充分顾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则有助于更好地透视那一时期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思想界的互动状况。如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曾几度到夏威夷、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直接接触当地人士。此外，他虽然不通西文，却有可能通过中外友人、译书、报刊等其他途径了解西方思想。要将大量潜移默化的因素剥离出来，相当困难。其二，从文本的比勘固然可见思想变化的轨迹，并且找出直接的原因。但人的有意识的思想与行为，往往并不由单一和单向的因果关系造成，而文本的变化究竟是作者思想变化的表现，还是由于其他因素不得已的表示，学人对具体语境的了解不同，看法自然各异。例如关于梁启超对革命的态度的变化，该书的各位作者根据不同的文本，所作判断即不一致。若能在解读保皇会内部大量通信的基础上，再与各种公开发表的文本按时序仔细比照，当能更加全面具体地揭示梁启超的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其三，梁启超虽然不愧为造时势的英雄，毕竟不能脱离时势的制约。比较研究不仅要发现异文化间的文化传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些变异何以会发生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之中；同一文化因素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传播，所引起的变异往往不同，不同文化系统的哪些差异导致这些变异。这方面难度固然很大，但研究的价值会更高。狭间教授明确认识到东亚社会的共性与区别，希望发现东亚不同国度在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再创造作用，以及这种再创造对于理解近现代世界发展多样化的意义。该研究班成员的相关后续研究，仍在深化这一重要课题。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该书在中外比较研究方面具有的示范作用，其意义应当还在已经取得的成效之上。近代中国的所谓“新”，或多或少都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范围日益广阔，成分日益复杂。其丰富内涵，非一个东亚人观念中虚拟的“西”字可以概括。仅从思想史的层面看，早期人士读过哪些西书，后来者留过什么西学（包括东学），多数只能泛泛而谈，不知其详。如此，则很难具体确认其继承、创获与吸收，究竟如何发生、展开和变化。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以“西”为“新”，稍有系统的思想大半来自海外，除非全面把握其渊源流派，所置评论难免隔靴搔痒，甚至断章取义，离题万里。近来有研究表明，辛亥时期梁启超与汪精卫等人的论战，尽管双方针锋相对，理论依据却都是当时日本几位政治学者编撰的政治学教科书，只是各取所需。而五四新文化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界，不仅有西学（包括读书与留学）的深远影响，还有西人来华演讲的直接作用。如果不能汇聚中外资料，在文本比较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文化异同，则各种分析判断难免流于盲人摸象似的望文生义，完全脱离当时的语境、思想的架构和文本固有的含义。经历了一个世纪，学人依然重蹈清末民初社会人士的覆辙，用中西对应的笼统眼光比较中西文化，泛谈感想而不能做法国学派理想中的研究，不能不说是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憾事。而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如学科的多样，文本的分散，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膜等等，此类研究必须依靠训练有素的各国学人的长期分工合作，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境界。

　　如果将梁启超视为近代知识体系转型的关键人物，那么他在概念和思想层面的作用的确不可低估。至于学术上的贡献，虽有筚路蓝缕的发端作用，实际影响则不无曲折。如梁启超在100年前提倡的“新史学”，一般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端，但海内外均有学人指出其本来目的在于政治思想一面。在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之后，他本人固然没有可以称之为新史学的作品问世，20年间整个中国也很难找到新史学的踪影。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的变化有待于新式教育的发展，急就章难以成就民族智慧更新的大业，另一方面，要证明梁启超的倡导与后来的新史学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而不只是追溯者事后的附会，需要大量的具体研究。如果没有学术转型的成功，则思想与观念的变化不能巩固，整个知识体系的转型必然变动不居。而要研究清楚这方面的情形，时间须上溯下延，至少应从咸同年间到20世纪30年代。如能沿着该书的研究路径并进一步放大，证实中外学术交流融合以产生新学的具体情形，对于认识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中的作用将更加深入完整。新学的建构是一实际的累积过程，只有重建这一历史进程的相关史实，而不仅仅从观念上笼统地分析解释，才有可能通过比较新学与西学、东学的联系和区别，真正把握其内涵外延，从而深入认识产生近代中华民族崭新智慧的中枢神经形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