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史研究：前进和困难——国内澳门史研究的(3)

　　四、关于澳门历史地位的评价

　　国内史学界鉴于葡萄牙长期侵占澳门，对于澳门的历史地位评价，传统的看法是不高的。近些年的澳门史研究者，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研究澳门的历史，既不因１８４９年特别是１８８７年后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而否定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也不因１９世纪后在澳门兴起了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和澳门成为东方的蒙特卡洛而贬低以往澳门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而对１６世纪中叶以来的澳门以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分阶段进行研究，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一般学者都能强调１６—１８世纪间澳门作为亚、欧、美洲贸易的中继港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外港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它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黄启臣、刘重日、黄鸿钊、邓开颂等在这方面有所论述。对澳门开埠之初８０年国际贸易的黄金时期而言，费成康甚至认为，澳门在国际上的地位甚至比广州、长崎、马尼拉、马六甲、巴达维亚更为重要，它是远东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是中国最重要的与海外交通的窗口。（见《澳门四百年》）

　　与人们对中国古代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高度重视相对比，费成康在《重新评价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里，从总体上考察了澳门的历史地位问题，呼吁给予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明星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费文认为，由于通过澳门等地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因此以澳门为锁钥的海上交通干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不比丝绸之路逊色。费文认为，对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来说，通往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是以古都长安为起点，穿越中国西部及中亚、西亚的沙漠、戈壁和崇山峻岭，抵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从西汉起至明朝初期，一直是中国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干道（但是这条古道后来被横梗在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另一条，便是１５世纪末、１６世纪初葡萄牙人驾船绕过好望角，穿过马六甲海峡，所开辟的连接东亚的海上航线，这时，中国才以广州、澳门为门户恢复了与西方的联系。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约３００年间，这条航线便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干道。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可以看出，在明季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在东西方交通中的地位可直追丝绸之路起点的古都长安，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大致相当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鸦片战争以后，澳门的地位由于为香港、尤其是上海所取代而跌落了下来。此后由于列强的侵略，朝廷的昧于世情、颟顸和积弱，葡萄牙趁机剥夺了中国政府在澳门的行政管理权，直至１８８７年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条约承认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之权，但要求葡国永不得擅自将澳门让与他国。尽管发生了中国政府在澳门几乎丧失主权的情形，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此前三百年间明清政府在澳门的政策，也不能否认葡人在经营澳门的过程中与中国政府的配合，更不能否认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途程中所应有的历史地位。因此，费成康认为：“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澳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对于费成康的结论，研究者当然还可以继续探讨、修正，得出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费成康这种研究的视野和思考的路数，是值得学术界注意的。

　　澳门史研究中也还存在着如下的一些困难：

　　困难之一：档案史料的挖掘还有待继续努力。在澳门史的研究中，除了继续发掘中文史料外，还应直接利用葡文档案史料，否则当然就谈不上全面地研究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也不能深入地研究澳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对澳门的主权行使，中国学者和葡萄牙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认为：中文史料证明，在１８４９年以前，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主权行使是无限制的，明清政府在澳门采取了特殊的治理办法，允许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成立管理自己事务的议事机构就是那种特殊政策之一。１８８７年通过条约，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的主权，但葡萄牙在澳门的主权行使不是完全无限制的，根据条约，葡萄牙不经中国同意，不能对澳门主权作出处置（如让与）。葡萄牙学者认为，自１６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在澳门有限度地行使主权，这构成葡人在澳门存在的重要环节。我们知道，在１８８７年或１８４９年前，澳门葡人一直试图取得澳门的主权，但未能成功。澳门史学者如果能全面占有中葡双方有关在澳门行使主权的档案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并参照１９世纪以前的国际法观念进行分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许会深入一步。不管如何，中国学者如果能自由阅读四百年来澳门所保存的葡文史料，自由地阅读葡萄牙政府保存的中葡两国交涉的档案史料，对澳门史研究当有无穷裨益。

　　困难之二：对澳门历史作用的分析要使人接受，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前面提到过关于澳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说促进者有之，说促退者有之，说促退是主要的、促进是次要的有之；说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者有之，说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者有之。学术观点鲜明，但史料支持均感不够，分析有教条之嫌，使人感到缺乏说服力。如学者们很重视明代推行以银纳税的“一条鞭法”，是完成由实物税到货币税的重大改革，得益于由澳门流入的总数超过一亿两的白银。学者为此引用著名学者梁方仲所作的统计数字。据《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６卷第２期所载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梁统计了１５７３—１６４４年共７２年中由澳门流入的白银为一亿两左右，而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在１５８１年，距梁方仲统计的起始年不过８年，所谓超过一亿两的顺差不可能全部、绝大部或大部在这８年内发生吧？

　　我们知道，在澳门贸易的黄金时期，白银曾大量流入；但在澳门贸易没落时期，白银又有流出的现象。对澳门贸易的高潮和没落，对贸易发生额的大小，对白银的输出入，都要做出扎实的研究，方能用以说明澳门的国际贸易对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作用和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否则都会是软弱无力的。我认为，澳门史研究的深度在这里，难度也在这里。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澳门的历史地位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而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利用葡文档案史料，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

　　作者附记：此文是为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０日澳门大学主办的“澳门史教与学”国际研讨会准备的，并在会上宣读。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寇伟同志为这个报告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