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十九世纪末叶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它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冲击了封建文化，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如何评价戊戌变法，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一九五八年，为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在北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肯定了这次运动挽救民族危亡和促使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它的阶级局限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在评价上也有偏轻偏重，但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可是，自从戚本禹写出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说什么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只是“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对戊戌变法完全否定。后来，“宣传改良主义”、“吹捧剥削阶级”、“崇洋卖国”等等帽子随时乱戴，戊戌变法的研究几成禁区。直到“四人帮”被粉碎，随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贯彻，戊戌变法运动的再研究才被史学界重新提了出来。

　　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和推论出发。研究戊戌变法的历史，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戊戌变法运动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它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有进步意义。第二，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是从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

　　正由于这样，戊戌变法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又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它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取得“租借”海港和筑路、开矿等重要投资特权，并且划分“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这时候，我国的民族工业正开始初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和百般压制，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其发展初期，就遭到严重的摧残。于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对帝国主义是什么态度呢？能不能说变法是“崇洋卖国”、“引狼入室”呢？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他鉴于祖国的领土沦丧而“忧愤悲切”。甲午战后，“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而发动“公车上书”。德国强占胶州事起，康有为又赶赴北京，迫切陈言“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敲起亡国危险的警钟。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国的独立富强；是为了“要救国”，而提出变法维新的。他们不是“引狼入室”，而是想“拒外夷”，“挽世变”，想把封建的中国改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因此，他们倡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要学习资产阶级的学说理论，这都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进步意义，怎么能说是“崇洋卖国”呢？

　　那么，能否说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呢？也不能的。历史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甲午战后挽救危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并不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才开始产生，都还没有强大到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承担这个政治任务，怎么能说是“阻挡人民革命运动”呢？显然，这种“评论”违反历史事实。

　　戊戌变法运动也有挣脱封建束缚的要求。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政治任务是想挤进统治机构中去，分享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君主立宪）”等主张，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的手段。为了打通参预政权的道路，就必须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观念进行冲击，这是一个有很大意义的进步。有人以为维新派利用“孔子改制”，就是宣传了封建文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有为等力主“更新百度”，反对“率由旧章”，在当时“守旧亲贵”和“惑于旧俗”的群僚阻挠下，主张“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是反对封建势力的。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为“托古改制”，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这“使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时期，对旧文化、旧教育的批判，特别是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的抨击异常猛烈。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