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研究所师友杂记(2)

　　余随耕望师研习时，得以相知，一度邀余随其研究中古之四川。然由于任教中学，工作量甚大，难以静心细读中古史料，故最后仍选取近代史作为硕士论文题目，至未能成为耕望师之入室弟子。然而研究所期间，受其教益最多，对于耕望师治史之学行品格，终生不忘，其所主张“读人人能读之书，讲人人不能讲之说话”，以及“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至今尤奉为个人治史、处世之圭臬。

　　此外，在中古史一科，同班尚有屈启秋及刘福注两位，皆中大历史系1973年毕业生。该年毕业生除前曾提及相识之陈懿行、何汉威外，日后浸会历史系同事周佳荣及鲍绍霖两位均为同届。启秋现为新亚中学校长。故余与中大历史系73届最具缘份。不但先后成为同学、同事，亦多为好友。

　　德昭师早年任教师大之西洋史，并出版《国父革命思想研究》（1962）一书，早已著称于台湾史学界。余在师大之受业诸师如王尔敏、吕实强、王家俭、李国祁、李恩涵等，均曾受教于德昭师，故早已知其大名，德昭师后至南洋大学任教，再至中大，并出任文学院院长。时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一科，以中国近代史上之改革及革命家思想作为讲述内容，始于清中叶龚自珍而迄于五四之陈独秀及李大钊，德昭师出身北大，留学哈佛，学兼中西，且口才卓越，听其讲课，娓娓道出，论述精彩，实为学思上之享受。德昭师时因章士钊病逝香港，参与扶灵，而被视为右派中之“变节”者，此冷战时代，左右对立意识形态所导致。由于新亚研究所与台湾国府关系密切，故德昭师与研究所之关系未能维持。余本拟随其撰写硕士论文，终因此而未能成功。

　　德昭师于中大研究院时，先后指导林启彦、陈万雄及周佳荣三位，后皆至日本广岛大学留学。佳荣、启彦二位日后均来浸会任教，独万雄至商务印书馆任职，而今成为出版界名人。由于皆曾受教于德昭师，而德昭师晚年致力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故我们皆先后受其影响，从事辛亥革命史之研究，此亦80年代浸大历史系以此作为起家之研究课题。

　　德昭师于中文大学退休后，本拟专心著述，可惜不久即因脑溢血而去世，未能在史学研究及著述上留下更多成果，至为可惜。其临终前一年，曾至浸大历史系演讲，时系主任刘家驹先生（研究所第6届毕业）于演讲前致辞，谓德昭师为本系老师之老师，德昭师颇为快慰，演讲后并同至尖沙咀“鹿鸣春”京菜馆午膳。该餐馆为60至70年代新亚及香港学术文化界常至聚餐之地。师生至为言欢，然德昭师却不久即行逝世，未竟其业。

　　复观师被尊为当代新儒学大师，著作等身，然尤擅长撰写政论文字，文字气势磅礴，《突破杂志》故创刊人及主编苏恩佩曾面告余，谓复观师为香港撰写时论之高手，中文尤佳绝。复观师受聘于研究所后，讲授《史记》及《文心雕龙》两科，至为叫座。其后新开《汉书》，余即选读，然讲至〈后妃传〉，因江青与四人帮专擅，话题一转，竟然谈论中共政治，直至学期结束。故该科实为汉书与当代中国政论合讲，由于复观师曾与中共领袖接触，讲论时栩栩如生，如见其人。复观师于东海大学任教时弟子萧欣义为其编刊文录，其中一册为《论中共》，即复观师于堂上所讲论者。

　　复观师热爱中国学术与文化，对儒家思想终将开拓中国民主，倡论尤多，一次研究所师生同游青山，复观师侃侃而谈儒家民本思想终将使中国与西方民主接轨，时余年少，起而论说，并谓中国政治文化中始终欠缺希腊城邦的民主投票及罢免制度，不易成事，致使复观师颇为不悦。然复观师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持守及更新之愿望，至今尤在余中心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处于廿一世纪的今天，所谓“全球化”而实为“西化”的华人学术界及社会中，益增对复观师思念之情。

　　国栋师为余在研究所之论文导师，其初本拟随德昭师撰写论文，然因上述因素，君毅师代为安排由国栋师指导。国栋师为唐史专家，亦为本港华文史学界首先以计量方法研究唐宋之政治及社会史之学者，其《唐宋史论丛》一书，可见其研究之功力。国栋师时为新亚历史系主任，行政工作十分忙碌，兼且余又研究清代福州城市发展，与其研究领域不同，故给予相当自由，自行探索。然国栋师建议，须向全汉升师请益，此即日后旁听其中国近代经济史一科之由来。全师讲授该科，以其生平部份著述，建构出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讲义，讲书有条不紊、论述清晰，使余对明清经济史上重要问题如丝银贸易、米价、人口、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获得崭新之知识，有助硕士论文之撰写。及余论文完成，校内口试委员，即由孙、严、全三师主考。

　　研究所攻读时，除上课、读书、撰文外，尚有月会及于农圃道圆亭举办的中国文化讲座演讲会。其中最为难忘者乃曾出席两次演讲会。一为牟宗三师演讲士在国史上之发展，牟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两小时的生动演说中，全面地勾勒出中国士阶层的思想及其发展脉络，令人折服。

　　另一则为余英时主讲《史学、史家与时代》，余为其中一名记录者。该演讲始于说明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之科学史学如何与清代干嘉考证结合而形成当前考证史学的专题研究之风气。继而指出近日西方学术界对兰克史学之反省而带出史家、史学与时代具有密切关系，并指出当前我国史学界除注意专题的分析研究外，应投身撰写通论的综合研究，方能显示史学「古为今用」之价值。余氏中西史学素养深厚，论述清晰而发人深省，演说辞日后刊登于《幼狮月刊》，并收入余氏《历史与思想》一书。该文实为二十世纪我国新史学的重要文献。

　　此外，尚有可一记者为研究所于开学礼时，例由君毅师率领全体师生，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行三躹躬礼。而每年春节诸生则必至研究所诸师家中拜年，藉以加深师生之感情，凡此种种皆可见研究所尊崇中国文化之精神意向。

　　50年代国变后研究所师生于殖民地共同致力于中国学问之情境，撰写此文时，仍历记在心头。上列诸师虽或相继离世，或已垂垂老矣，然新亚以民间学人发扬中国学术文化使薪火得以相传，显然已成为我们这一代及下一代的共同记忆，也许这是中国民族与文化仍能更生恒常不容忽略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