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6)
辛亥革命网 2011-06-16 00:00 来源：腾讯历史 作者：桑兵 查看：
三
国学研究所受西学的影响，还体现于倡导研究者的教育背景。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家，都有过留学经历或学习、传播过西学。梁启超在近代输入西学方面，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无人企及。罗振玉则与欧洲、日本的一流汉学家保持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国粹派领袖骨干如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也是传播西学的健将。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国学保存会的支柱邓实与黄节，一面借《政艺通报》系统输入西学，一面以《国粹学报》提倡国学。为了吸收域外之学以治中国固有之学，他们或自己努力学习外文，或鼓励弟子学习外语，其中一些人能够基本掌握几门外文，如梁启超学过英、日、法文，章太炎学过日文、梵文。至于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者，多会一门以上的外文，有的还精通多种外语。
20年代以后，国学研究者继续保持趋新态势。北大国学门委员会成员大都有留日或留美学历，风俗调查会由张竞生发起并任主席，方言会由林玉堂任主席，《国学季刊》编委会由胡适任主任。而没有洋学位者则感到很大的压力。据说刘复留欧即因胡适激将。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和讲师中，四位有留学经历，梁启超则长期生活于国外。至少在该校学生看来，王、梁是国学名宿，而赵、陈、李则是“西学精通之士”。陈寅恪在该院所讲全是欧洲汉学的正宗，后因几乎无人能懂，不得不改成较易理解的课程。厦大国学院成员基本来自北大，续任主任张星烺也曾留学美、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周干庭、胡立初、李云林留学日本，余浩、慈丙如、张锡嘏、胡道远毕业于美国，舒舍予曾任教于英国。燕京大学国学所中，许地山留学英美，谢婉莹留学美国，后又加入张星烺，刘廷芳、黄子通、马鉴等也毕业于异域。即使未曾留学者，也大都是国内新式学堂毕业，学术上积极求新。如北大的顾颉刚、容庚、容肇祖、魏建功、常惠、董作宾等。与此相对，一些当时人看来真正的守旧学者，则未与其事或被排斥在外。北大桐城派已完全失势，黄节、陈汉章、叶瀚等只是偶尔参加各学会的活动，有时还故意唱些反调。在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即将赴欧的胡适宣称钻故纸堆治国学是条死路，而生路为一切科学。叶瀚即说：“行年将六十有五岁，从事考古，时已不及。适之先生希望犹大；我但愿在死路上多做点收集工夫，而让后人好开生路，将材料供给参考。因现在死路上材料供给过少，所以在北大授课，讲义毫无精采”。北大的以新划线引起外界人士的不满，认为：“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厦大也有类似情形。当时任教于该校的陈衍，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并主办《国学专刊》，先后入社者达50余人，却未参与国学院的筹组和学术活动。其高足叶长青此时反被金陵大学聘走。
近代国学研究阵营中，还有一批欧美和日本汉学家的活动及作用引人注目。北大国学门研究规则规定：可随时聘请国内外学者为专门演讲；研究生有必要时，可聘请国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并可聘请外籍学者为导师和通信员。该所曾先后聘请俄国的钢和泰、伊凤阁为导师，法国的伯希和、巴脑尔特，日本的今西龙、泽村专太郎、田边尚雄，丹麦的吴克德、德国的卫礼贤等为通信员。齐鲁大学国学所聘请加拿大学者明义士教授甲骨文和商代文化。厦大国学院有瑞士学者戴密微参与其事，任筹备总委员会委员。清华研究院聘请钢和泰为名誉通信指导员。他们或以学术专长引进国际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国际东方学的发展，增加国际社会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关注，或利用社会联系和学术地位促进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同行的交往。其中伯希和于敦煌学，钢和泰、戴密微于语言学、佛学，伊凤阁于西夏学，田边尚雄于中国乐律，均给中国学术界很大影响和帮助。
西方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来华传教士的兴趣与活动的影响，而这种兴趣与活动一直持续，不少人长期在中国研究古代文献典籍，调查地方方言和习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中心和基督教文明优越的观念遭受重创，对东方文明的兴趣与爱好增强。而中国本土在教育领域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教会与非教会大学的欧化教育受到猛烈冲击，清华学校学生因此感到很大的社会压力，该校增设国学研究院，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改变形象，收效明显。教会学校本来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只是方式过于老套。面对形势，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发起中国化改革，加强国学研究，利用霍尔基金在燕大和齐鲁大学建立国学研究所。厦大创办国学院，则由于陈嘉庚、林文庆等华侨对中国文化的依恋。林受聘时问本校宗旨，“究竟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学”。陈答称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