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莫忘章士钊

　　1901年至1910年武昌起义前一年，通称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章士钊将这十年分为两段。第一段从1901年至1905年，章士钊称为理论鼓吹期。第二段从1906年至1910年，章士钊称为分途实行期。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理论鼓吹时期，出现了一批革命宣传家，其著名者有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杨笃生等，我以为，于此莫忘章士钊，还应该加上他的名字。理由如下：

　　一者，他是《苏报》和《国民日日报》两份革命报纸的主编。

　　1903年之前，国内还没有一份公开鼓吹革命的报纸，邹容曾深以为虑。他对章士钊说：“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邹容的话给了章士钊很深的刺激，是促使他出任《苏报》主编的原因。《苏报》原是日本黑龙会在上海创办的报纸，1898年秋归湖南人陈范经营。1903年春节后，聘请蔡元培等人撰写论说，开始出现“革命排满”言论。同年6月1日，章士钊出任主笔，进一步对《苏报》进行改革，报纸的革命倾向更趋明显。当天的论说文就提出：“革命”已是“天下大势之所趋”，中国的前途必然走向“革命”，任何措施都难以阻挡。从这一天开始，到7月7日报馆被封，37天之内，《苏报》发表论说文章40篇，篇篇都谈革命。其中，不少是章士钊的作品。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章士钊在报上大力推荐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对于鼓动革命思潮起了很大作用。《驳康有为书》直斥光绪皇帝为“不辨菽麦”的“小丑”；《革命军》号召人们“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杀尽专制我之君主”，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时，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言论。但是，《苏报》却发表文章，赞扬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应该“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同时则赞扬《革命军》一书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这在当时，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在《苏报》为清政府封闭之后，章士钊不屈不挠，又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它在直接攻击清政府方面虽然略为收敛了些，但是，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却较《苏报》更为深入，先后发表了《箴奴隶》、《说君》、《革天》、《道统辨》等文章，批判封建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领域开辟了新战场。当年12月，《国民日日报》因经费困难停刊。

　　应该说，当时东南一带，宣传革命的报纸和刊物，《苏报》和《国民日日报》影响最大，水平最高，言论最激烈。

　　二者，他是《苏报案纪事》、《沈荩》、《黄帝魂》等几个革命小册子的编者、执笔者或出版者。

　　革命时代，宣传贵在简明快捷，因此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小册子流行。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杨笃生的《新湖南》等都是风行一时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在这方面，章士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编辑、出版了几种重要的小册子。

　　《苏报案纪事》：1903年6月，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邹容，并向租界当局控告章、邹二人“故意污蔑满清皇帝，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成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为了抗议清政府对舆论的镇压，表彰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章士钊迅速编辑并出版了《苏报案纪事》一书，以日记体记述《苏报》案始末，录存《苏报》宣传革命的重要文章和邹容的《革命军》全文。在当时，这是和清政府“对着干”，发生了重大影响。

　　《沈荩》：沈荩年参与湖南维新运动。1900年在上海参加正气会，后组织自立军，谋划在两湖地区起义，结果失败。1903年侦得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密约，在报上公布。同年7月，被西太后下令杖毙于狱中。为了悼念沈荩，鼓吹革命，章士钊又以极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了《沈荩》一书，叙述沈荩历史和他惨毙狱中的事实。前有章太炎的序文，末收哀挽诗词及报刊舆论。在该书中，章士钊大声疾呼，认为“种性存亡，争此一隙”，必须牺牲流血，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他说：“舍此爱自由独立之同胞倾无量之头颅，购取文明幸福之外，别无希望”。该书出版后，清政府立即下令禁毁，是当时宣传革命收效最大的出版物之一。

　　《黄帝魂》、《苏报》、《国民日日报》相继停刊后，章士钊又创办新大陆图书印刷局，出版黄藻所编的《黄帝魂》一书，该书收录当时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有代表性的宣传革命的文章45篇，“综合舆论，画龙点睛”，是“1903年鼓吹高潮中典型著述之一”。

　　三者，他是在国内比较全面地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和生平，给予崇高评价的第一人。1903年之前，孙中山在国内知识界尚无影响。1903年，章士钊根据日本人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所述孙中山初期革命事迹，加以裁剪，译为中文，改题《孙逸仙》出版。在该书序言中，章士钊推崇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又说：“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这是国内文化界对孙中山最早也是最高的评价。此书一出，人人争读，对于扩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有趣的是，孙中山原名文，字逸仙，1897年流亡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当时中山是姓，樵是名。章士钊在翻译时，误将“中山”二字连缀在“孙”字下面，成了“孙中山”，不想自此流行开来，成了约定俗成的名字，孙文的正式名字反而不大为人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