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4)

　　联系与接待罗素来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起了主导作用。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讲“大同”，对社会发展未来的设计有“万国大同主义时代”，后来接受德国伯伦知理等人的国家学说，放弃大同思想，信仰国家主义。他在1899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33册《饮冰室自由书·答客难》一文中，对于有人诘难其本来祖述春秋无义战和墨子非攻，“今之言何其不类也”，回答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他承认从前讲世界主义是清谈误国，而不以为今日提倡国家主义是思想退步，并进而论道：“今日世界之事，无有大于中国之强弱兴亡者”，所以中国人讲国家主义，即等于世界主义。这与孙中山的认识大体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梁启超游历欧洲，知道经过国家主义的全盛时代，世界主义重新抬头，于是回到世界主义的立场。（注：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8-94页。）在《欧游心影录》下篇“中国人的自觉”中，梁启超开篇明义为“世界主义的国家”，虽然他认为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列强仍然觊觎中国，不能单靠国际联盟保镖，还是肯定国际联盟是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调和的发韧。所谓“世界主义的国家”，即国是要爱的，但不能用顽固偏狭的旧思想，“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21页。）后来他写《清代学术概论》，论述谭嗣同《仁学》的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对自己流亡日本期间“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感到“惭其死友矣”。（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杜1996年版，第86页。）由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编辑的《改造》杂志，所主张包括“同人确信世界改造，在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国家非人类最高国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偏狭之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注：《〈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张东荪还主张赞成第三国际的“纯正之世界主义”（注：《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1920年7月15日。）。

　　新文化派的要角胡适，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世界主义者。留学美国期间，他热衷参与世界大同会的活动，并在世界学生会等场合屡次发表关于大同主义的演说，如“大同主义哲学”、“大同主义之沿革”、“大同主义之我见”、“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大同主义”等。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世界主义者的大量言论，也发表了不少自己对于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他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即以我之国与种凌驾于他人之国与种，主张实现大同主义需从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并且认为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之所以不能达到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尚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畦耳”。（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508、540页。）不过，胡适的世界主义在留学界反而不受欢迎，他在反抗外强侵略时主张不争主义，往往使之“陷入十分麻烦的地位”（注：《我的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胡适公开表达其不争立场，令留美同学大为反感，也使胡适本人一度陷入心理矛盾。胡适归国之始即发愿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内政坛的黑暗复杂，背后恐怕也有自己信奉的不争主义与举国上下的爱国激情对立冲突的担忧。后来胡适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仅再度遭到国人的抨击，同道乃至弟子也大为不满。

　　胡适不讲政治，并非言不由衷，而是情非得已。对于当时教育家“以不谈政治为高”，孙中山公开有所批评，斥为“谬说”，并指出这一谬说由两种原因而生，一是专制官僚，二是西洋留学生。（注：《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3-564页。）戴季陶、朱执信等人也分别撰文予以劝告，呼吁新文化派关注政治问题。据陈独秀说，中国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学界的代表就是张东荪和胡适。（注：《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其实胡适虽然不谈政治，却始终关注政治，并且不时向社会直接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也包括世界主义思想。1918年他撰文介绍《易卜生主义》，就特别指出：“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页。）1921年5月，胡适以提议废止国耻纪念开始讲政治，他主要关注改造内政，以为“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凡涉及对外方面，胡适并未公开宣传其世界主义观念和主张，但基本立场是反对夸大列强侵略的危险，防止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1919年，他还应芮恩施(P.S.Reinsch)之约，计划撰写《中国人的和平理想》，并拟出目录。（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799-801页。）所传达给新青年的信息，无疑带有很强的世界主义色彩。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一度也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赞成者。1917年8月，他作书答陶孟和关于世界语的来函，对后者“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而对其“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的看法则“微有不以为然”。他认为：“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注：《答陶孟和》，《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又将国家视为偶像，希望用世界大同的真理破除国家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和世界。（注：《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他反对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注：《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呼吁抵制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日货。不过，陈独秀的观念中世界主义始终是民族主义的未来，就此而论，他与孙中山的观念相当接近。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讲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抗，又主张阶级的国际联合，则与孙中山同中见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