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的新进展——“孙中山与世界”国际(2)

　　研究孙中山与美国、英国关系的论文各有一篇，这两篇论文都有较重的分量。一篇论文以“我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比喻孙中山晚年与美国的关系，详细论述了1920年以后孙中山一再努力对美交涉，但一再被美国冷待的史实。另一篇则根据大批以往未经学界利用的英国档案资料，再结合其他中英文文献，细致入微地重建了孙中山1896—1897年在英活动的史实，从而得出了“英国的先进文化促成三民主义的形成”的结论。作者认为，“英国造就了孙中山这位领袖”。

　　还有几篇论文研究了孙中山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有论文根据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记录，再参照其他文献，论述孙中山1911年春加拿大之行，为各种年谱、传记做了必要的补充；有论文研究犹太裔加拿大人马坤同孙中山的关系，进而推测1922至1925年间，加拿大民间与华侨为孙中山政府添置军备的情况，作者认为，研究这一阶段孙中山如何加强对外交往以巩固军事实力，不能仅注目于共产国际一方的贡献；有论文利用上海出版的《以的回信等资料，分析孙中山与犹太民族“锡安主义运动”的关系。

　　还有一篇论文研究孙中山与蒙古的关系，指出当年内外蒙古均属中国版图，孙中山反对俄国对蒙古地区的侵略，希望蒙古民族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兴旺发达，尽管由于复杂的国际原因，内外蒙古后来走势不同，但孙中山的思想对当今东北亚经济的合作与发展仍具积极意义。

　　举办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创办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80周年，因此，关于黄埔军校的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论文的重点。提交会议的论文，有的对黄埔军校创办时期一系列史实进行考证；有论文指出，孙中山一直都有组建军校的设想与实践，不能仅强调苏俄的提示与影响，而孙中山创办这个军校，仍然存在匆忙仓促的客观事实；有论文研究黄埔军校与国共两党军队的关系；有论文研究黄埔建军与政党领军模式形成与发展，指出以往从政治学、军制学研究本问题的论著不多，而某些论著忽视或夸大苏俄的影响，都是值得商榷的；还有多篇论文分别研究黄埔精神、孙中山以俄为师与黄埔建军、黄埔军校台湾籍和江西籍学生、教导团、黄埔日刊、黄埔军校校名的变化、与黄埔军校的有关人物、黄埔军校与国外著名军校的比较、黄埔军校与云南陆军讲武堂比较、黄埔军校与书法艺术等等，这些论文不少是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的人员撰写的，他们多数是年轻人，且有日常事务性工作，写出这一批论文很不容易，而且，有些还写得颇有新意。有一篇研究黄埔早期学生信仰的论文，引用了一些稀见的馆藏资料，层层深入分析信仰问题对凝聚学员革命精神的作用和对日后国共分裂的影响。这些论文对黄埔军校校史以至大革命史的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中山大学的论文有两篇，其中一篇研究粤北时期（抗战期间）有关中山大学精神的讨论；另一篇介绍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韩国留学生。这两篇论文都可丰富中山大学校史的研究。

　　提交会议的其他论文，不少在学术上也有所创新。例如，有论文指出，孙中山思想的精华集中体现于三民主义，我们总结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在关注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就更能理解孙中山思想遗产的重大意义；有论文从“精英革命到民众革命”这个角度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再思考，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意见；有论文研究孙中山对佛教的认知和对佛教事务的处理，认为孙中山“与佛教有一种不解之缘”；有论文把孙中心目中的农民、农村与实际上的中国农民、农村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有论文研究“关余事件”时把目光转注于民众运动，说明民众对孙中山晚年的对外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论文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可用“从疏远到皈依”来概括；有论文比较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大同理想的同异，认为两人的大同理想及实践，各有其特点，各具典型性，也各有其意义；有论文研究护法运动时孙中山与各政治派系的关系；有论文研究大元帅府时期的财政；有论文研究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还有一批论文从新的角度分别对“五族共和论”、民族主义、民权理论以及孙中山的政党思想、教育思想、科教兴国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开发西北的构想等问题做重新研究。这些论文，不少由于在选题、思路、方法、观点的创新性，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就使本次研讨会有希望成为孙中山研究学术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也提供了不少新资料。例如，有学者利用一般人不易读到的《中国旬报》创刊号，对兴中会时期革命党人的民权思想做了研究；有学者用参议院的会议记录、当时的报刊资料，研究孙中山同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的关系；有学者根据追悼会与纪念庆典的大量报道，研究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而不少学者在研究中，也从常见史料中做出前人未曾注意的新解读。笔者注意到两篇研究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的论文（其中一篇的作者未能出席）。因为孙中山1900年给刘学询的一封信谈到与刘合作之事，甚至有“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之语（《革命逸史》初集，第79页），故很早就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有关的中文资料极其有限，所以孙、刘关系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作谜团。80年代后，陆续有学者把中、日文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对1900年孙中山筹备惠州起义情况、共和思想是否已经形成以及孙中山与李鸿章、康有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一些新解释。这两篇论文，根据近年披露的若干资料，再对已往的中、日文资料详细分析，进一步揭示了1900年前后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康有为等人的复杂关系。然而，两位学者使用相近的资料，却对孙、刘是否讨论过刺杀康、梁等人的问题，得出不同的看法。这个例子反映出孙中山研究新史料的发掘和新旧史料的解读，尚有不少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广东省社科院黄彦研究员谈到，这些年他们为编辑《孙文全集》收集资料，目前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但发现的新资料已经数以千计。可以预期，关于孙中山的中、外文资料还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孙中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研究孙中山，是中国学者，尤其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相信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会取得进一步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