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7）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 贺觉非 查看：
第六节 文学社
辛亥武昌首义，实为一次新军暴动。这是革命党人长期从事军运的结果。而“运动新军”的方针，由武昌花园山聚会确立，以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均为此而前赴后继，到武昌起义前夕在湖北新军中大规模发展组织的革命团体，一是共进会，一是文学社。由群治学社一振武学社递邅而来的文学社在军队中的力量尤为雄厚。李廉方说：“武昌首义，扛枪拖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1]文学社和共进会可以说是自年以来湖北各革命团体的总其成者。
一、文学社的成立
文学社是在振武学社被破坏之后，军学两界党人继续奋起重新组创的一个规模较大的革命团体。正如蔡大辅（？-1915）为征集文学社史料，在1911年12月20日《中华民国公报》上刊登的“启事”中所指出的：“本社发源群治，过渡振武，成功文学。”章裕昆（1989-1975）也说：“振武学社经施龙破坏，停顿两月余，风潮略静。各标同志力促恢复，时已季冬，蒋翊武约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会于阅马场集贤酒馆，讨论名称及进行策略。”[2]
文学社从名称到简章，都带有隐蔽性。张难先说：在集贤酒馆“讨论进行方法，同志多主张复振武之旧观。詹大悲以振武社已为官厅侦知，而振武二字，尤易注目，不如另改名称，重新组织为愈。吾辈革命，所重者在精神，不在名称警耸耳。众韪之，乃决议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简章”。[3]“文学社简章”没有在革命宗旨上展开篇幅，仅说“本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曰文学社”。这些作法，表现了文学社朴实无华，谨慎小心的风格，这是文学社在武昌首义中能够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因之一。然而，文学社的宗旨虽然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4]，因而对士兵有号召力，但文学社成员大都不甚关心政治问题，认为革新政治是同盟会的事。这是文学社的一大弱点。
1911年1月30日（辛亥元旦），党人以新军团拜名义，在黄鹤楼风度楼召开大会，到会者有蒋翊武、章裕昆、詹大悲、刘尧澂（复基）、王守愚、邹毓琳、蔡大辅及各标代表等，推四十一标湖南籍学兵蒋武为主席。蒋首先报告将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的意义及文学社简章，与会者均无异议，旋提议选举职员。章裕昆提议：“此时暂不设副社长，俟范围扩充至相当程度时增设。再各标代表，无须改选。”众赞成。当推蒋翊武（1885-1913）为正社长，詹大悲（1887-1927）为文书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刘尧澂为评议长，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胡瑛在狱中参与策划。[5]3月15日，蒋翊武又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代表会议，“翊武主席，报告社务大繁，非一人精力所能任，提议推王宪章为副社长，众赞成”[6]。
以上文学社主要干部，除詹大悲等少数人外，几乎都是湖南人；除詹大悲系报界人士外，几乎全是士兵。这后一点显示文学社基本上是一士兵革命组织；前一点则流露出这一团体具有某种乡土意识。在此之前，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往往同在一个部队发展成员，不少人既为群治学社社员又为共进会会员。这一阶段，两组织间并无芥蒂，共进会会员黄元吉回忆当时情形说：共进会、群治学社“同属革命团体，向来不分彼此”[7]。群治学社解体，振武学社继起，地域意识渐趋浓厚，先后担任振武学社社长、庶务等职的杨王鹏、李抱良（六如）等都是湘籍，鄂籍社员有所不满，恰好这时孙武以共进会为号召，振武学社中的一部分鄂籍社员就转而加入共进会。到文学社时期，与共进会的乡土分野更为明显，两组织不和的种子潜伏于此。
二、文学社的组织发展及活动概况
文学社的入社手续简单，先经人介绍，再加审查，然后填愿书，愿书不是先印好的，而是随便用什么纸条子均可，只写明经某人介绍，愿意加入本社为社员，实行革命、服从纪律。为了保密，愿书登记后，即行销毁。登记办法，据王守愚写的《与蔡君大辅共事记》说：“其法用英文字母代表标营队”，“共置六册”[8]。社员碰头定在每星期日下午六七时游戏时间，各就所在单位操场中进行，利用各种游戏方式，从事联络和传达某种消息，布置任务等。
文学社在武昌的发展，先由左旗（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所在地）的第四十一标和第三十一标，再到右旗（今紫阳路二九二号）的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再及于马、炮、工各标营和驻南湖的第三十二标。蒋翊武、刘复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是策源地。王宪章、张廷辅所在的第三十标次之。第四十二标最后，而社员人数却最多。该标驻地自汉阳起以迄河南信阳，是重要的战略地带。1911年夏季是文学社大发展时期，6月，新军中社员“将近两千人”[9]；到武昌起义前夕更达三千之众[10]，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