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显著成就是动摇了以儒家为轴心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把孔子推下了神坛，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彻底解决孔子问题推到了极其突出的位置。与此同时，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反孔实践，也给后人留下了总结经验、汲取智慧的丰厚文化遗产，从中可以提炼出很多富有哲理的教训和发人深省的启示。诸如，解决孔子问题是用政治和革命的手段,还是用学理的文化方式；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单纯去变革孔子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能否行得通；对孔子文化的改造,是着眼于过去，还是立足于现实和现代化进程。这些问题实质上涉及中国古典文明的现代转化，非一篇文章所能胜任。故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本文提出的问题多于探讨解决的问题。
一
实质上，孔子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对文化问题，只能用符合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方式来解决。五四反孔着眼于政治上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大批判，淹没了最初设定的文化式的学理解析，其结果是，思想震撼有余，持久的文化积累不足，圣人的光环仍在。
按照梁启超的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近代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逐步深化的能动反映。他在 1923年撰写的纪念《申报》创办七十周年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学西方，第一阶段是学器物；第二阶段是学制度；第三阶段，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是学精神文化。梁启超解析陈独秀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逻辑思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吗，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并非要搞政治运动，而是像梁启超所分析的那样，革新“旧心理”，打造新“人格”。1916年来临之际，陈独秀即撰文呼吁国民尤其是青年，要发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动心忍性”，来一番国民性格的彻底改造，为铸造新文明,建设新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从1916年开始，“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民族，以新家庭”。“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胡适则“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旧传统，为现代新文学奠定了根基。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几千年书面语言和行为语言的矛盾，改变了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和文化追求,釜底抽薪地改造了传统，创造了新文明。这种平和、理性、学理式的文化改良，就是胡、陈二人所期待的样板，也就是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为建造新文明铺路搭桥。在对待孔子的问题上,陈独秀等精英们也曾经运用这种方法，解析儒学，剖析圣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
在政治文化方面，揭示了皇帝这个最高的权力代表和孔子这个最高的思想权威之间的相互利用。如李大钊称皇帝和孔子为“大盗”、“乡愿”，他认为：“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易白沙则指明了孔子专制思想的具体表现，即”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这些评论虽然还过于简单，缺少学理的深度，但无疑打开了认识孔子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