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科学吗？——兼析梁启超晚年史观的新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广东社会学》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一、历史进程中不存在客观规律，所以历史学不是科学学科
在回答历史学是否是科学学科之前，先简略考释科学一词的内涵科学是个外来词，由英文science翻译而来，鸦片战争时期直译为“赛因思”，指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洋务运动时期，则演化为“格致学”，为一些文人学者所赞许，个别讲西学的学堂称“格致书院”，介绍西学的杂志以“格致”命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有影响的学问家如康有为、严复，还有许多留日学生，认为日本人将science翻译为“科学”比较好，遂倡导以“科学”代替“格致学”，很快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五四时期，“科学”又与“民主”并列，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尊崇与奋斗的崇高目标。其实，日本人早期所称之“科学”，为“分科之学”，也就是“学科”传入中国后逐步演绎，科学的含义极其广泛，囊括了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决策、科学生活等许多内容，甚至赋予了宗教色彩的“神圣”本文所指之科学，仅为狭义范畴，指科学的“学科”，意为历史学是否与自然科学等学科一样，可以视作科学学科吗?
一个学科能否被称之科学，除了起码的系统性分类之外，核心是能够提炼出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客观规律。诚如严复所言：凡学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教往知来者，乃得科学。王国维也认为：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梁启超、章太炎等名家亦持相同观点，并为了史学能成为科学，在20世纪初发动了“史学革命”从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例”和“新史学”两篇鸿文起，梁在严厉批评旧史学不讲进化、不研究因果规律的同时，竭力提倡历史学要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的僵迹“活化”，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为本位的历史。也只有这样，历史学才可以摆脱传统的“一治一乱”的基本架构，超越流传了两千年的“循环史观”，而变为进化的、有规律的，才能和自然科学等学科一样，被称之为科学。此后，梁启超等一批史学大家极力以西方的科学理性和科学万能为指导，去阐释历史，历史学遂逐步成为一门探讨人类进化规律的科学，一直延续下来。
但是，最早对此提出异议，并否定历史学是科学的，也是梁启超。
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认为不能绝对将因果规律运用于历史研究，其云：
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率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⑤
两年后，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一中演讲文化史的问题时，进一步从总体上否定了历史有规律性。主要理由是：1、宇宙万物中可以分为自然、文化两大系，自然系是因果规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地；历史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属文化系，自然排斥因果规律。2、所谓因果规律也可叫做“必然的法则”，即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谓甲为乙之因，乙为甲之果。历史既然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必然的法则”，“自由”和“必然”是矛盾的两端，没有调和的余地。梁启超还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人的动机与结果合二而一的产物。动机，即人的欲望或意志是一种“自由创造”，无法用因果去解释； 结果，即人的欲望或意志的结晶，经常和原来的设想发生矛盾，本想创造一，结果却出现了二，而且结果又可能是另一种因，产生意想不到的另一个“果”。换言之，也就是人们经常讲的，历史喜欢捉弄人，本来想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间屋里。故尔，梁启超云: “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来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梁启超的推论，无疑是有道理的，既然创造历史的人的“心力”、“意志”、“欲望”及其命运是琢磨不定、难以预测和没有规律的，其创造出的历史就自然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因果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