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

        在明清以来近五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有一种较奇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众多的欧美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结果是其矢志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反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那些西方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以至于明清以来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成了传播西方文化的一支重要队伍。这种“种瓜得豆”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世界文化交流中较特殊的一面。本文试图通过林乐知这个典型， 在展示其文化足迹的基础上，给这种“特殊现象”以简略的解析。

        一、林乐知其人

        在近代中国，林乐知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位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而非庄重的传教士。之所以如此，与林乐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以及他的传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1859年12月，23岁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同夫人及他们还不到5个月的女儿踏上了驶往中国的航船，经过210天的艰苦航行于1860年6月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生涯。林乐知到中国后，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林约翰， 后取中国名言“一物不知， 儒者知耻”之意，更名林乐知，字荣章，有时常自称“美国进士”，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数年后，他的中文学习颇有进步，大致过了语言关。但这时美国由于爆发了南北战争，监理会无法顾及林乐知的生活，使他的经费无处筹集。林乐知自称：“我们有四年之久，收不到差会一元钱，也接不到亲友的一封信。”不得已， 林乐知为求生路，在冯桂芬的介绍下到上海广方言馆教书，还曾典卖教会财物，贩卖粮食、棉花和煤炭，当保险部门的经纪人。后受徐寿之请，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从《教会新报》的有关记述分析，林乐知译的书有《格致启蒙博物》、《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格致启蒙地理》、《万国史》、《欧罗巴史》、《德国史》、《俄罗斯国史》、《印度国史》、《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列国陆军制》、《新闻纸》、《地学启蒙》等10余部。由于教书认真，译书勤奋，清廷赏以他五品顶戴的官衔。这一时期，林乐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他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化，让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

        在晚清基督教新教派（Protestant Christianity） 的传教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习惯上所称的“直接布道式”，就是涉足中国的乡村、城市，面对广大的平民百姓，宣讲教义，歌颂上帝，发布传单，广送宗教图书，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教堂。也就是为传教而传教，较少触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不去办报、兴学、建医院等。从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来华后的多数传教士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收效并不显著。林乐知来华之后，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1861年，他对南京的太平天国异乎寻常地感兴趣，企图由太平天国打开一个缺口，推进传教事业。他邀请同行好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南京，拜见了洪仁　。但太平天国忙于对付清军的围攻，并未对林乐知的传教要求发生兴趣。70年代之后，林乐知等个别传教士提出了一种新的所谓“自由派”（liberal）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揉合起来，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办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场，吸纳更多的华人入教。

        林乐知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极为关心，尤注重解剖晚清的社会结构。他在《中东战纪本末》中讲：“初来华海时，正值发匪遍地，当匪势极盛之际，亲入伪都，留宿伪干王府，以觇其所为。咸丰十年，英法兵直入北京，即而款议庆战，洋兵全退，转助中国以平发逆。发逆略定，捻、回诸匪相继作乱。凡此情形，皆仆之所镂骨铭心者也。同治季年，日本有台湾之役；光绪初年法兰西有越南之役，日本又有朝鲜之役，又皆仆之所身亲目击也。至于中国与各国所订之和约，则皆读而知之。中外交涉诸事，则皆逐月考察，分别纪于《万国公报》。”在细心观察中国内政外交的过程中，林乐知得出要想广传基督教，必须抓住“士”，结交“官”的结论。他认为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来源于“士”，征服了“士”就等于征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因而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交了一批“士”和“官”，如冯桂芬、严良勋、汪凤藻、陈兰彬、沈毓桂、应宝时、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张荫桓、吕海寰等。这些人一般思想开放，渴求新知，他们看重的是林乐知广博的西学，而林乐知则立足于这批官绅的社地位，试图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广植基督教“福音”。林乐知的这些交往活动使他成了当时上海地区官僚和社会名流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