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群的构建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李喜所 查看：
在现代社会，各类自成体系的学科既是学术文化的载体，又是创造新文化的源泉。如果没有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所谓学术的现代转型就是一句空话，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会变成空中楼阁。而在中国现代学科的构建当中，日益突起的留学生新知识群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留美生，和中国新型学科的创建有着这样和那样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也正是在投身现代学科的建设中，分解了封建的旧文化，提升了现代的新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使现代学科逐步变成了新文化特别是现代学术文化的活水源头。本文在宏观考察中国现代学科创建过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留学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略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现代进程。
一、总体进程的考察
中国古代的学术并无明显的学科划分，虽说在经史之外也涉及一些天文、工程、数理、医学、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某些积极成果并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但始终没有衍生为独立的新学科。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的东来，带来了西方的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新知识，曾使徐光启等有识之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一没有和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二缺少学科创建的必要条件，所以传教士们热闹了一阵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以至于作为现代数学基础之一的《几何原本》的翻译，从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其中的前六卷后，直到二百五十年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和伟列亚力译出了该书的后九卷，其后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终于在1865年出版了完整的《几何原本》十五卷。可见，新知识的传播都如此艰难，何况创建新学科呢! 但是，当历史推进到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启动了学习西方“坚船炮利”的洋务运动，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不得不打破旧的经学的垄断地位，设置了“声、光、电、化”等“格致”学科。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学科的地盘日渐扩大，直至四十多年后的1905年废除了集中体现经学传统的科举制度，这可视为中国现代学科的涌动期；1905年至1927年的二十余年间，随着经学的终结和大学教育的确立，传统的学术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乃至研究队伍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代新学科逐步确立了其正统地位，这可作为中国现代学科的产生期；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现代新学科不仅具备了一批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而且在学术机制、学术环境、学术成果上有较大的拓展，即使是体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也以新儒学的面孔完成了其现代的转化，中国现代学科步入了完成期。剖析这三个时期的递进历程，留学生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向欧美派出了二百多名留学生，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宣告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文化已经难以富国强兵，而且透露出在“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更实用的新学问的信息。传统的学术格局被捅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传统学术的这种断裂和变异，那些理学大师们早就嗅到了。还在1862年创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同文馆时，由于要在这所现代化的专科学校设立天文、物理、化学等新课程，立即遭到倭仁等理学大师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攻击同文馆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甚至讲“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倭仁等人所惧怕的是同文馆一旦设立这些新课程，他们的旧学问就保不住了，传统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内涵就难以立足了。在新事物分解旧事物这一点上，守旧派的敏感往往比改革派要灵得多。留学生出国较同文馆走得更远。赴美国的幼童要从小学读到中学，有的已经进入大学，接受的完全是系统的西方教育。尽管清廷千方百计让他们去读些孔孟等儒家经典，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向往。赴欧洲的留学生基本都学海军、工程等，完全是中国旧学问中没有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些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包括女留学生，学的也是现代医学、法律、政治、社会心理学等，和原来的中国旧学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顺理成章地按他们的文化追求去改造中国的传统学术，成了新学科的催生者。詹天佑于铁路工程学、颜永京于现代心理学、伍连德于现代传染病学、伍廷芳于法学、马建忠于语言学，都超越了传统而具有现代气息。翻译家严复留英回国后，译出了一批西方经典名著，介绍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等，给中国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随着北洋大学（1895年） 、上海交通大学（1897年） 、北京大学（1898年） 、山西大学（1902年） 等现代大学的建立，文、理、工、商、法、医等新的学科建制出现了。封建的旧式学术的丧钟敲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