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

　　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颇多，争论与分歧亦复不少。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绩效，仍属见仁见智。如果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入手，重新审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不同面相，了解其“知难”行也不易的革命实践，也许不无裨益。

　　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也不乏以家为基础的国的建制与力量整合，为中华文明的延绵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不过，这样的国属于以一家一姓为主体的国，或曰“朝代”，与现代意义的国家无涉。“国民与奴隶”、“民权与国家”、“朝廷与国家”等关系，只是到了晚清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笔下才论述颇多，他在这里所谈论的“国家”，就是现代意义的概念，而不是“朕即国家”的那种“家天下”。

　　不过，在近代中国，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不是根据梁启超的理论模式，而是离不开他的政敌孙中山的智慧与劳绩1，离不开后者的三民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特别是其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

　　还在1933年，已故史家蒋廷黻就对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提出置疑“近百年世界的一种大潮流是民：族主义。未统一的国家赖此主义得着统一了，如德意志、意大利。已统一而地方分权的国家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废藩，如美国联邦Ξ政府的权威的自然长进。在这种普及世界的大潮流之下，我们这个国家反从统一退到割据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2

　　蒋廷黻还严厉批评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只重“外交”而忽视国内建设，接受苏俄的“帝国主义”理论，与苏俄联手，乃至遗患无穷。蒋氏对孙中山的批评曾在当时引起学界的呼应，后世研究孙中山的论著却往往对此避而不谈3。本文拟从清末反清革命时期与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再度革命时期作为互相观照的两个历史时段，以不为尊者讳的治史态度，重新审视其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彰显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实践品性之于中国现代国家创建的必要性与复杂性。

　　一、清末时期

　　就学理而言，无论是“民族”、“民族性”，还是“民族主义”，都是十分复杂和很难精确的概念。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与人类学家之间，专业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的学者之于“民族”、“民族主义”的理解与诠释就大不相同。诚如英国著名史家霍布斯邦所说“将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集团：，乃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然而吊诡的是，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可作为民族区分的判准———即便有人宣称‘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乃是他们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价值所系，亦无法解决此项欠缺明确界定的难题。这项发现本身并不足为奇，因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因此它自然会聚居区而非世代散居世界各地的人群当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分别不同的鸟族，或者，我们可以不费吹风之力地区分老鼠与花豹的不同点。假使区辨民族差异像赏鸟一般简单就好了。”4

　　与其说民族概念和民族意识是基于不同族群的心理认同，还不如说它就是近代政治动员的符号。“‘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ter 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就近代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普遍萌发始于19世纪末的甲午战败之后，对民族主义的理论阐释则始于20世纪初年，特别是1903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浙籍留日学生的刊物《浙江潮》发表《民族主义论》之后。

　　梁启超公开表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还进一步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不过，他又强调“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他也没有完全排除以汉族为中心民族主义情怀，所不同的是，他同时主张摒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5，而且主要是从大民族主义的层面立论，希望整合成“大民族主义”，一致对外，反对排满革命。

　　孙中山基于不同时期的国情与自身对国情的不同认识，就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阐释。有趣的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等认识，就有点类似于梁启超所说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民族主义”，主张以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中心，提携与同化满、蒙、回、藏“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它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的机会”6。而在艰苦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他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满族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称作“民族主义”，这又同梁启超所归纳的“小民族主义”比较接近。但明显不同的是，孙中山的民族建国理论是以反满民族主义为前提，以推翻帝制的民权主义为保障。查阅正式形成于欧洲19世纪初民族主义学说，可知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7虽然还很难断言这个学说对孙中山有何直接影响，但经过同梁启超一两个回合的论争，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宗旨与他比较契合。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指出“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thenation)。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未明白的权力。”对此，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