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一个出色的文化使者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人民论坛》(2002年第十二期 作者:郭世佑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在晚清外交官群体中,在中西外交与文化关系等问题上,没有人比伍廷芳说过更多的话,也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伍廷芳既是一个优秀的外交

  近年来,许多中外智者都在关注和思索一个共同的话题:经济的全球化未必就意味着文化的全球化或一元化,经济强国未必就是文化强国,科学进步、物质增长未必能完全等同于人类的幸福与安宁。令人惊讶的是,今人所面临和谈论的有些话题,清末驻美使臣伍廷芳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注意到了。

  百年之前的演讲伍廷芳(1842-1922年),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侨商之家,儿时曾返粤入私塾数年,熟读中华文化典籍。他是第一个在西方国家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华人,也是第一个享有英国律师资格与香港“太平绅士”之誉的华人。1882年,伍廷芳带着出色的西学素养,还有稳健干练的办事才能,走进晚清洋务大员李鸿章的幕府,参与对外交涉。自1896年至1910年,两度出任清朝驻美国等国使臣。

  文化问题几乎是每一个置身异域的外交官、求学者、商人、劳工等随时都能遇到和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学术难题。它不仅关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且关乎各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当伍氏初抵大洋彼岸时,美国上下掀起一片排华风浪,甚至把中国当作野蛮的同义语,好像除了以欧美国家为主体的基督教文明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文明可言。面对气势汹汹的美国舆论,英语流利的伍廷芳挺身而出,以批判的武器及时予以回应。

  在一次题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的演讲中,伍廷芳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世纪内,西方的各不相同的国家,已经在科学、知识和财富方面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人们一提起他们,就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并认为东方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文明程度是如此地低——事实上是野蛮或半开化。对东方国家具有的优良特点视而不见,不考虑他们已有的成就,这是不能容忍的习惯。这简直是不公正的。东方也有她自己的文明,其间中国是主要典型。”

  中华文明究竟如何呢?伍廷芳娓娓道来:“在她的成就中,可以提到指南针的发明,火药和印刷术。这不是一个可以迅速发展成长的文明。环顾今日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追溯其古老的历史能有如中国那样漫长的。……四千年来,她的存在及逐渐成长,健全制度和法律,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和特点。其文学作品数量之繁多,品种之广,足以与整个古代和现代的欧洲相媲美;其道德伦理体系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所具有的进行挑战和比较;而这些可称誉的技艺迄今从未停止,并不断博得世界的惊叹和赞赏。”他还借用风靡西方世界的进化论展开思路:“你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埃及、波斯、希腊甚至罗马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相继崩溃,惟独中国依然存在?答案很简单明白: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的作用,恒定不变地淘汰着那些不能适应生活变迁的国家。中国仍然立足于今日世界,这一事实无可争议地显示着她对文明事业并未衰老无用。”显然,只要不是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深怀成见,任何一个美国听众或欧洲听众都不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的偏见有增无减。伍廷芳就以《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为题发表演讲,力求澄清真相。对于义和团的某些排外行为,伍廷芳其实也并不赞赏,但他首先义正词严地指出,外国人用武力打败中国后,强迫中国人“同意许多条款和条件,给予外国人特殊的权利,更不用说支付给对方沉重的赔款了”。“来自某种特权阶层的外国人因拥有当地人所没有的特殊权利和利益,又不受当地的控制,因而认为自己是优等人——更像是这个国家的贵族,而不是在异国的外国人。”他提请美国听众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处在中国人民的地位,在这种经历之后,你会不产生仇恨,还对如此对待你的人怀有友好的感情吗?”他说,“这便是使外国人在中国如此不得人心的根源之一。”“外国人应对中国当地人的感情比以前表现出更多的体谅与尊重。中国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正好与西方人的不同,但并不因此都是坏的。外国人的习俗也不都是好的。……请他们记住,对异国人民的习俗进行彻底的指责,只能激起仇恨和对抗,并不具有说服力。”“外国人与中国官员和受过教育的人交往时,应当记住,真正的礼貌在中国和在欧美都是一样的。中国的礼仪西方人初看起来似乎过于繁重,但最终对他人感情展现出的是亲切——这是一种意念,我敢肯定,即使最迟钝的人也能领会。……他们应当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而不应远离他们,似乎是在他们之上。”“在华的外国人不应以自己的标准判断我们。他们应当考虑到我们的优点和缺点,赞扬优点,谅解缺点。首要的是,他们在与当地人交往时,应采取调和的态度,以克服他们的不信任和敌意。”可以断定,倘若把伍廷芳的这番话拿到百年之后的今天,在联合国的演讲大厅重复一百遍,那也是一点也不显得多余的。

  文明输出不是靠战争不仅如此,伍廷芳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文中,还以深邃的识力郑重指出:输送文明的方式不应靠战争和征服别人,文明同政治优势也是两回事。“我承认,西方文明国家在帮助提高人类文明程度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但不可否认,它们为达到目的通常所采用的方法应该受到谴责。使一个国家从低级文明进入高级文明的方法,并不是与之作战并征服它,也不是消灭该国的居民。”“文明是和平的产物,而不是战争。”“有一种倾向把文明与政治优势相混淆”,这是不对的,“文明并不意味着仅仅拥有最强大的战舰或最先进的枪炮”。

  文明更不以战争胜负定高低。伍廷芳从虽属常人所闻却不为常人所思的历史信息中清理思路,意味深长地指出:“奇怪的是,对文明贡献最多的国家却成为其不开化的敌人的牺牲品。埃及不正是屈服于波斯至高无上的权力吗?希腊不是向罗马称臣了吗?罗马自己也不得不向来自北方的野蛮的日尔曼民族投降。”因此,他强调:“文明是人类努力进取,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成果总和。每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在计算人类成就时,每个人的贡献都应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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