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8）

　　第三章        暴风雨前

　　列宁在论述革命总爆发的形势时曾经指出：“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社会不愿意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二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社会不能象先前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1]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中。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达到无以忍耐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仅1910年，各地就发生饥民暴动八十次，抗捐暴动三十次，1911年更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掀起了有众多阶层参加的规模巨大的“铁路风潮”；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感到原有的统治秩序难以维持下去，遂于1901年发布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统。”[2]清政府在此后几年间，颁布了一系列政令，如废科举、兴学堂、汰冗员、改军制，建立各种新政机构，以及推行“奖励设厂”等保护和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1905年以后，清廷又作出“预备立宪”的许诺。但是，清政府决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企图通过对“法制”、“器械”、“工艺”作枝节性改造，来达到维护封建纲常的目的。清末“新政”的这种实质迅速大白于天下，激起各阶层民众更强烈的愤怒和反抗。湖北革命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迅猛地向前发展。

　　第一节　　　清朝立宪流产及湖北立宪派的活动

　　一、清廷的预备立宪与立宪派的出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大夫，他们构成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上层。这批人一方面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一方面又与宗法专制制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在政治态度上，他们既对清廷的昏聩腐朽深为愤慨，对君主专制制度严重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不满，同时又害怕革命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3]。他们企图在夹缝里寻觅一条政治出路，这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即在保存清廷、防止革命爆发的前提下，推行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建立议会和责任内阁，以“宪政”取代专制。故这一政治派别称之“立宪派”。立宪派的领袖是流亡日本的康有为（1958-1927）、梁启超（1873-1929）各省的代表人物有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1857-1917）、四川的蒲殿俊（1880-1930）湖南的谭延闿（1880-1930）、湖北的汤化龙（1874-1918）等。第一章所论及的宋炜臣、刘歆生等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则是立宪派的社会基础。

　　清政府为了应付立宪派、欺骗公众舆论，经过一段犹豫，终于作出了“预备立宪”的姿态。1905年秋，清廷派以镇国公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使立宪派大喜过望，以为“有大希望之在前”[4]。但1906年清廷公布的“仿行宪政”谕旨，打破了立宪派的幻想。“谕旨”宣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声称“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宪政实施须“俟数年后”。同年，清廷下诏“改革官制”，但军机处依然大权在握，朝政仍操于皇室亲贵之手。立宪派发觉受骗，起而揭露这种“官制改革”，“一仍专制政体之例”，“立宪之基础，终无由立。[5]1907年9月、10月间，清廷先后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1908年7月，规定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颁布宪法大纲，定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规定“谘议局为采取舆论之所，并为资政院预备议员之阶，议院基础即肇于此”[6]。1909年3月，清廷降旨，表示决定立宪，并令各省正式成立谘议局。虽然这都是清廷的敷衍之举，但谘议局的筹备和成立，毕竟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活动基地。湖北立宪党人正是在谘议局成立前后，正式聚集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争取早开民选议院的活动上来，从而形成一个与清政府既相联系又相矛盾；与革命党既有某种同盟关系，又大相径庭的政治集团。

　　二、湖北立宪派从“哀请立宪”转为决心“推倒皇族内阁”

　　湖北谘议局的筹备工作始于1907年。这年10月19日，清政府谕令各省设谘议局，湖广总督赵尔巽（1844-1927）遵旨设立了“湖北谘议局创办所”。赵尔巽调走后，陈夔龙（1855-1948）任湖广总督，继续进行谘议局的筹备工作。

　　设谘议局，按照清政府规定的立宪程序，先要建立自治机构，进行选民调查，选举议员，修建谘议局房屋等。陈夔龙奉谕，于年初先成立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局，下设四科，附调查员研究所、自治研究班、武汉公民养成所，另外还设调查局，其总办为陈敬第（即陈叔通）1908年4月又将原谘议局创办所改为谘议局筹办处[7]，喜源为总办。喜源是个旧绅，筹办事宜不让绅、商、学界与闻，立宪党人深为不满，1908年10月18日，在武昌奥略楼集会质问筹办情形，“问难至一小时”。喜源见舆论不容，只得声明辞职。陈夔龙又改任日本留学生周云楼任总办，姚晋圻、周天为坐办，夏寿康、张国溶、汤化龙、陈树屏为参事。[8]谘议局筹办处的主要工作是选举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