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会趋动变迁刍议

　　社会趋动军人化是清末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近代军事职业在联接民官之路中地位的突出，使从军行伍的社会价值评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随着科举制的废止，“士”与“兵”的角色地位亦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动。本文拟就清末社会流动中科举与行伍的消长，及其对传统士人和近代军人两大社会群体角色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

　　科举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虽然行伍入仕与科举入仕具有殊途同归之处，但在儒家为文化正统观念和士为四民社会之首的社会结构中，行伍入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科举制所维系的社会秩序面临深刻的危机。科举制度的衰亡和从军行伍的兴盛，成为清末社会趋动的一大特色。以太平天国运动和湘军淮军的崛起为契机，军事权威急剧膨胀，大批军功入仕者纷纷进踞军政要职，科举与行伍的此消彼长一发而不可收拾。

　　情势诚如陈登原所言：“太平天国一役，自为近世武人抬头之开端，湖广总督以诸候实封其上，曾国藩以操演武艺为富贵利达之捷径，清廷在增减廉俸定文武品级之不同，此皆重武轻文之表示也。”“同光之间，不由科第而致身通显者，时人目为八大生员。曾忠襄公国荃以优贡官两江总督，彭刚直公玉麟以附生官兵部尚书，刘忠诚坤一以附生亦官两江总督，刘壮慎长佑以武生官云贵总督，张树声以附生官两广总督，岑敏英以廪生官云南巡抚，李继宾以附生官安徽巡抚，刘蓉以廪生官陕西巡抚，他如杨岳斌刘铭传等皆纯以军功进，时人尚不以与八大生员等量齐观。”①然而，象刘铭传这样的农家子弟，“二十从戎，三十而拥疆寄，声施灿然”者②，在行伍从军的群体中也并不少见。当时湖南人除种田之外，便以当兵和做官为出路。这种情况说明社会趋动方式开始发生重要转变，“进身之阶，军功捷于科举，则是武人之重，其重极矣。”③其后随着军事近代化的发展和近代兵学的兴起，科举与行伍的逆转之势进一步加剧。

　　清末职以兵立国之策，练兵为第一要政，军事近代化获得长足发展。以近代兵学为先导的西方“新学”首先在军事领域打开缺口，旧式武科陷于绝境，不图改革已无出路。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朝野震惊，科举制更成众矢之的。1895年6月，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了“稍改科举”、“大增学校”的主张④。1896年9月，梁启超也在《学校总论》中论证了兵有专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国之民，有士、农、工、商、兵之分，“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⑤却鲜为国人所知。近代社会，兵不仅与士农工商相提并论，而且“兵有兵之士”，“兵而不士”，仍“如无一兵”⑥。除非改革科举，使农工商兵皆有专学，否则国家永无富强之日，“变法之要，莫过于此”⑦。康、梁等人废科举、立新学的呼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1898年5月，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曾就改变中国右文下武之习，调整社会流动趋向，提出了一个“寓科举于行伍”的建议。张之洞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民皆以当兵为荣，“王子之尊，下侪戍卒，一队之长，荣若登仙。”社会敬重军人，以致军人自尊自爱，“修饬行检，过于儒士”⑧。反观中国，士贵兵贱，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士之倚科举而徒步可至公卿，兵之执干戈却以佣丐为归宿。“今欲重武厉兵，而积习已深，不能骤改，尽心劝勉，亦恐无裨，惟有厉行伍以科举之一法，使其非行伍不得科举、非由科举不得将官，爵禄所在，则杰士争趋，流品既殊，则廉耻自立，将领不肯侮辱，旁人不敢轻贱。”⑨张之洞有关“开兵勇之升阶合学堂营伍”为一体的建议，亦反映了政府扭转社会习俗和调整社会趋动方式的意图，因而得到朝廷的首肯，官员中赞成此议者也不乏其人。如陈宝箴便认为这样做既可“寓营制于科举之中，亦可容科举于营制之中。”【10】变科举取士为行伍取士，使行伍之士卒同样可以获得功名利禄，自然能够唤起国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激情。张之洞督鄂时重视新军教育，并别出心裁地推行“学兵制”，挑选士兵入陆军特别小学堂，搞所谓“六千君子共学堂”【11】，便是“寓营制于科举之中”的一种尝试。清末军界的显赫人物袁世凯自小站练兵始就在新军中设有炮兵、步兵、骑兵和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此外，袁世凯强调士农工商兵皆有专学，尤以“兵学”为重【12】，他所设立的讲武堂和学兵营，亦有“容科举于营制”之意。

　　在新式军营中推行科举与行伍合二为一，大大提高了行伍从军的吸引力。1901年，清廷宣布停罢武科，此举实际上也敲响了科举取士的丧钟。武科的废止，使从军行伍士兵率先摆脱了传统科举取官的俗套，特别是清末军事改革和“以兵为民”到“以民为兵”的转变，使社会各阶层都获得了行伍入仕的机会。传统的科举入仕一般需要经过大约25年“迷宫般”的考试，方有希望步入仕宦之道。然而千军万马奔科举，毕竟成功者少，落魄者众。相形之下，行伍入仕则简捷了当，特别是近代兵学和军事近代化的发展，需要大批年轻有为的军事人才，从而增大了行伍入仕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以湖北的情况为例，据熊秉坤回忆：“南皮张之洞督鄂时，兴学练兵，同时并举，其学务之规程，军队之编制，多效法如欧美，致引起莘莘学子之兴趣，莫不负笈来省，期以有所造就。惟读书固可致其显贵，究不如从戎来得捷径。如是，以无用之秀才、贡廪诸生，今日入营，不出三月，而升调之令获矣。厚其禄而庞其身，较之于六年小学、六年中学，然后始获得一教职员清职，自不啻万万倍耳。”从军行伍进身快捷，令读书士子趋之若鹜，“犹叹其投效之晚也。”【13】至于象“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那样20多岁便身居军界要职的新式军官，更令人垂慕不已。榜样是最有力的号召，此风一播，社会流动自然向行伍倾斜。

　　在当时，不考学堂而入伍当兵者“如水之就下”【14】，甚至已经考取学堂者，亦舍学堂而入伍为兵。如范腾霄本已考入文普通学堂，犹豫不决之际，曾与黎元洪商量，“黎谓一介寒酸，且有养家责，入文普通前途杳茫，不若将弁之直捷了当也。”【15】此言道破了行伍入仕的天机，范遂转而入营当兵。再如胡祖舜，他“既任帮董，复为记者，精神物质生活较泰”，本欲继续求学，但当他见到同乡蔡某身履戎装“厥状赳赳”，十分羡慕，也投入军营当兵。在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发生改变，从军行伍与科举入仕出现“倒挂”的情况下，“法律、工业、文学都不足糊口，倒是一旦成为将校，就为立身的捷径，因此，连有数之有钱人政治家的子弟，也志愿为军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