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对清末对外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学术文章探讨了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系。有的文章认为当代中国外交是传统的“有机延续”，有的提出“传统的务实王道思想只需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仍可成为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宝贵战略文化资源。”还有的以1840年为界，基本肯定此前儒家思想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作用。也有文章探讨了近代有识之士对传统思想的改造。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传统思想对清朝1840年以后对外关系的影响来说明传统思想的命运。〔1〕

　　一、儒家核心思想对古代中外关系的影响

　　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指儒家思想，因为它对中国的影响延续了几千年。要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就不能只用一个和字来概括。这既不能充分说明历史事实，也无法让周边国家的人们所服气。这里所谈的传统思想主要指儒家思想的两个基本内容。第一个是仁政。孔子一直强调“仁”，也就是“爱人”。（孔子《论语·颜渊》）孟子说：“仁，人心也。”还说：“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孔子并把“仁”的原则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季氏》）孟子更明确地提出了“仁政”的概念。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仁政”，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说：如果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讲利，这个国家也就危险了，即“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告诉梁惠王：您只要讲求仁义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何必要谈利益呢？依靠道德去实行仁义的人可以使天下人归顺，使天下人归顺却不必依靠国家的强大。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治国要仁，治天下也要仁。他强调仁政而排斥讲利，甚至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他还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他不相信《尚书·武成》的有关记载，不相信周武王伐纣会弄到“血流漂杵”的程度，因为周武王是至仁，而纣是至不仁。虽然就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情况看，孔孟关于“仁”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但还是被统治者在一些情况下所宣扬。

　　第二个是三纲五常。如果要实现“仁”，就要自觉地以礼办事。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人人都能“克己复礼”，整个社会就会建立起协调的秩序。依据颜渊的理解：仁是礼的实质，礼是仁的表现，仁是内在的信念，礼是外在形式。也就是依礼而行，是实现仁的根本途径。对不合礼的行为不看不做，就是具体的行礼。一切依礼而行，仁就全面实现了。这里所称的行为规范实际就是周礼的规范。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孟子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孟子·公孙丑下》）这种儒家思想到了董仲舒手里更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之说。其中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这种理念奠定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基础。它的拓展就产生了影响中国以及东亚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和“封贡体系”。

　　“华夷秩序”强调以中华帝国为中心，通过“王道”、“仁政”或“王政”，安抚信奉儒家文化的周边诸国，维护一种稳定互惠的等级体系。儒家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2〕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仁政和华夷秩序的思想。根据中国传统思想建立起来的封贡体系在古代的东亚还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在明清之际（1840年前）。至少，历代统治者都尽力推行这一体系。明清之际的统治者甚至试图把这体系扩展到东亚之外。

　　二、鸦片战争后基于传统思想的多种反应

　　然而，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冲击打破了这个体系。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的代表在南京下关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它不仅打破了自18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一贯执行的闭关政策，而且致使中国蒙受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这场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的鸦片战争使中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其引起的中外关系变化在中国社会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统治者和广大民众大致上采取了四种态度：固守定制、怀柔列强、拒夷入门、师夷长技。

　　1.固守定制。战争的失败出乎清朝统治者的意料，签订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更是其所不愿见到的。然而，这一切并未在清廷引起足够的震动，统治者没有对战争的起因及失败的原因等进行任何分析。道光皇帝虽然勉强同意耆英等人的建议，允许英国人来华通商，但是在其思想深处，签约通商不过是天朝大国安抚逆夷的措施而已。条约签订后英军陆续从江浙一带撤离，道光便沾沾自喜地认为“逆夷现已就抚”，似乎胜败只是兵家常事，并无损于天朝上国的赫赫声威。因此，“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严有诗书偶语之禁。”〔3〕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