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军事化略议

　　一

　　综观近世社会政治史，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通常都要经历一个激烈动荡的军事时代。军事杠杆在社会变革的一定阶段起主导作用，乃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17～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19～20世纪的东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清楚地显现了暴力作为“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军事时代使军人阶层成为社会秩序更替与重建的主角，同时也赋予军人阶层在社会政治参与和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优先地位。但在国情各异的大千世界，色彩纷呈的军事时代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归宿。军事时代毕竟只是一个非常态的过渡阶段，这种非常态的历史演绎和军人角色的定位表现，则是不确定的社会政治函数。

　　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一个军事权威主义张扬的历史时期。以军事近代化为先导的社会转型，促使军人集团由边缘进入社会主干中心，其地位和作用亦发生深刻变化。近代中国从传统的“四民”社会向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社会结构的转化，扩大了军事权威的张力和影响，这种以军人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结构，势必造成军人角色的过度放大和社会控制体系的失范。此起彼伏的内外战争和军事化的社会政治格局，破坏了传统的社会运行机制，战争需求和军人势力“一股独大”，使社会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从咸同年间的士绅武化、甲午之后的军事改革到辛亥时期的军人革命，将军事权威主义逐步推向极至，转型社会非制度化的政治秩序和非民主化的传统政制，为军事化的近代中国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比较中西社会政治史，便可看到由于军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不同建构，导致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效应。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政制传统较少受到集权主义影响，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中所体现的民主理念和制度化的运作程序，限制了军事权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和干预。以民为兵的军事传统和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社会政治契约，也排斥了军队私属化的合法性。如果注意到西方的骑士文明及其蕴涵的军事契约关系乃是近代议会制的“实际起源”[2]（P305），那么对于军事权威和军人角色在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从属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根深蒂固，民主理念在社会政治运作和民众思想中极为稀薄，封建朝廷的家天下观念和以兵为民的军事体制，扭曲了军事义务和军事组织的社会意义，家国同构的朝廷则使国家的军队异化为朝廷的军队，这种由朝廷所得而私的军事传统使军队私属化具有潜在的合法性。

　　中西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了转型期军事角色的不同定位和作用。军事势力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扩张，往往很快就被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政制所分解、融化。即使是在少数军事权威主义昌炽的国家，军事权威对社会的支配程度也是有限的。但是，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所采取的侵略和分裂政策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是急剧膨胀的军事权威成为无序化转型社会的决定性因素。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军人角色入主社会中心和传统政制范型的瓦解，军队私属化由隐性转为公开，中国社会也就进入了“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的军事时代。

　　处在社会转型条件下的“军事时代”，军权的控制不仅是权力的基石，而且也是左右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3]（P546）没有武装的政党，要想闹出点名堂，就必须投靠拥有武装的军阀。这种以军事权威主义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特点说明，军事控制是社会控制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条件，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枪杆子”无论对于革命还是反发动的双方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枪杠子的重要性客观上强化了军人角色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并使晚清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军事化和政治军事化交相互动、齐头并进，这种由军事权威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共振”，削弱了社会政制对军事集团的控制能力，使中国早期现代化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混乱局面，与军事权威主义尾大不掉关系密切，当时的“两团（督军团、外交团）政治”[4]，就是社会转型期军事权威泛滥的真实写照。到后来，依靠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的国民党，更加陷入军事权威主义的泥潭。虽然国体谓之“民国”，也有“五权宪法”并制定了相对有序的社会政制运作机制，但是，党军一体、军党同位和军人治党主政，使政党机构和科层体制失去了扮演建设性角色的空间。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当然也不可能改变其军队私属化的性质，所谓“以党治军”和党政军一体只是突出了军事权威的主宰地位，为替代“私军”恶名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其结果便是建立起一个依靠军事力量支撑的蒋家王朝。军事化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事化的治国方略，进一步导致社会转型的失范和军事社会控制的瓦解。

　　二

　　晚清社会转型与军人角色核心化反映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滞后与军事强制的内在联系。虽然社会军事化对近代社会转型的影响具有普适性特征，但是，不同国家的“前近代社会特质”势必产生不同的反应和结局。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状况，是影响和制约近代社会转型的深层次原因，比较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情形，或许能从中获得某种启示。

　　有关军队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5]（P146～147）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组织比军队更加依赖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军队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在商业本位的欧洲国家，军事权威的有效控制与骑士文明支配社会的文化传统相得益彰，甚至不因骑士阶层的消亡而发生逆变，这使军队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在近世欧洲的许多国家，军人与商人形同指臂，战争与商务互为表里，从而使世俗化的骑士文明和商业化的骑士军团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为例，独立的资产阶级是军队的骨干，并且联合其他阶层建立起强大的军队，通过激烈的战争最终夺取政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揭开了世界近代社会转型的序幕，英国的资产阶级也成为发展军事和发动战争的直接受益者。在近代英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战争都是财神的胜利，最后是产业革命”[2]（P309）。财神与战神的密切合作为转型期的英国注入了强大活力，欧洲近代军事艺术的兴起，便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部队所需要必要的条件。”[5]（P16）资产阶级对军事权威的自主性控制和军队主体成员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军事强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