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轨·内铄·博弈——基于新军发难辛亥的历史言

　　一、激进变革中的逸轨

　　综观辛亥剧变的历史轨迹，军事近代化的先导地位和军人集团的政治张力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亮点。近代中西文明碰撞既然以军事为主线，防卫型近代化便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先是引进坚船利炮，继而编练西化的新军，清廷“师夷之长技”的军事举措愈益激进，但这种蕴涵近代西方异质文化的新生事物，却与传统政治文化殊难契合。近代军事变革浪潮冲破了千年王国的停滞状态，也为近代军人角色的凸现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由此产生的文化堕距和政治离异更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结果。

　　近代化常备军本质上属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从早期海军留学生严复成为近代中国人文精神启蒙大师，到清末大批留日士官生变为革命党人的事实说明，“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他方面保持原样，这是空想；这在彼得式的俄国、十九世纪的土耳其和美赫麦德·阿里的埃及都得到了证实。因为不仅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军队需要西方化的科学、工业、教育、医药，就是军官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和专业无关的西方思想——如果他们出去留学学习本行的知识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军事近代化从技物层次、制度层次到观念层次的先导地位，拉大了近代化军队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文化堕距。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先进的军队通常表现激进，其主体意识、自为能力与社会影响的明晰和增强，促使激进的近代军人逐步逾越传统文化和体制的轨道，充当社会政治变革的马前卒。

　　平心而论，沿袭西法编练新军堪称中国近代军事的一场深刻革命。但是，由于清政府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资源，致使激进的军事改革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近代兵役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千百年来兵与民的社会阻隔，西化的新军不再是传统四民社会的另类群体，而是国民仿效的社会楷模。从“好男不当兵”到“国民俱是兵”的转捩，使“无兵文化”的传统社会遭遇严峻挑战，近代军人强势进取与传统士人淡出中心更呈强烈反差。近代军人挟改革之势入主社会，必然引发社会领导角色的转换和四民结构解体，进而危及传统的社会政治架构和政制运作方式。主导改革的清政府理当意识到改变“祖宗成法”、更替社会主干带来的“后遗症”，但在防卫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由近代军人担当社会领导角色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清末军事改革与军人政治逸轨成正比，越是激进的改革，越容易诱发政治逸轨。特别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施行的开明政策，将湖北新军变成了知识化、社会化的政治“大学校”，以开放的军营作为集聚社会精英的场所和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其社会政治意义远非封闭落后的旧式军队可以比拟。知识化的新军军人从幕后走上前台，亦改变了文盲化的旧式军人受制于四民社会文化传统的边缘角色。知识化的新式军人不仅要求改善经济条件，而且要求改善社会政治地位，并对国是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尽管清末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新军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但是，恶劣的军队内部关系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仍然使立志参军报国的激进军人感到不堪承受。军营内部的各种不满情绪由于知识精英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而汇集成一股与正式军事组织离心离德的政治暗流，这种情状为革命党人的渗透和策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先决条件。

　　北方新军的政治逸轨虽不像南方新军那么严重，但是影响军队稳定的因素同样存在，效忠袁世凯的北洋军和传统“以文制武”政制范型的崩溃，使清廷对北洋新军的控制大打折扣。从形式上看，编练新军实现了国家军事制度的统一，然而，清政府却缺乏驾驭一支西化军队的理念和能力。当年曾国藩开创的“半私军”之路，在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新军中进一步延伸。宗法社会的互动方式与私军性质的首属群体关系，因北洋军事统帅“朝廷命官”的合法身份而得到加强。袁氏以“小站班底”为基础，扶植党羽，拉帮结派，借用正式军事科层制的躯壳，形成“私谊至上”的北洋军系网，“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感情，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北洋军人的行为准则，足以说明“它是私的结合”这种被私属化非正式群体关系所掏空的“国军”与朝廷的离异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指出：“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循此思路观照清末十年之情形，近代化新军与其说是强国御侮的军事机器，不如说是变革社会的重要载体，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新军进行的。激进变革中的近代军人为自身地位的重要性感到自豪，迫切希望在民族振兴和社会政治革命中扮演先锋，投身新军的政治性经历，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背弃了体制内的中坚角色。虽然新军军人也有革命、中立和反动之分，其价值取向和政治表现决非整齐划一，倘若有共同之点，则是近代军事变革的政治性经历使他们逐步疏离传统政制规范，最终充当了满清帝制的掘墓人。

　　二、内铄革命中的主角

　　从戊戌至辛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交相激荡，尚武爱国的新军军人亦被推到了政治革命的风口浪尖。伴随重铸国魂和近代军人意识之觉醒而来的，是民族国家与军人.国民/关系的明确界定。新军军人忠于国家，还是效忠满清朝廷0无疑是检验军心的“试金石”。传统社会的兵“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而体现国民与国家关系的新式军人理当“只知有国家，不知有朝廷”。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军人的“愚忠”观念。“以前是对皇帝个人尽忠，现在要对国民全体尽忠，对个人尽忠是军人之耻，对国民尽忠是军人之荣”，这种反映近代国民意识的军人观念，对新式军人的政治逸轨意义深远。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关系密切，激进的军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造成国家孱弱落后的根源就是清廷的专制统治。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排满革命”的主张，很容易在激进的新军官兵中引起共鸣。

　　近代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在《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中曾经就辛亥革命的特点和新军的作用评论道：“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新军从体制内的重要支柱，转变为辛亥革命的主角，个中原因相当复杂。要而论之，“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具体到新军发难辛亥所产生的内铄型革命，则可看成是自19世纪末实行激进军事改革以来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从纯技术的观点看，近代“军事艺术”的迅速发展和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文官的政制张力急剧萎缩，处在一个需要军事权威的激进动荡时代，“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难以为继，结果只能是“陛下与军人休戚相依”。一旦传统兵制由于近代化新军而发生质变，则新军与专制王朝的关系也将随之调整，加上政治化社会的互动影响，这种同床异梦的“休戚相依”关系，剪不断、理则乱，反倒成为清王朝难以消除的心腹之患。就清末政局而言，新军是唯一准备并能够向现存政制提出挑战的社会集团。革命党人运动军队，实行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正是抓住了这柄置清廷于死地的“撒手锏”，通过激进军人的反戈，演绎了一幕内铄革命的历史活剧。

　　由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潜心运动的结果，也是近代军人与“新政”逸轨的必然。清政府尝试以武立国、步日本后尘崛起的新政举措，终因激进新军与停滞社会的矛盾难以调和，在渐进改良无法满足激进军人要求的情况下，以暴力革命铲除障碍便成为合理选择。当时的形势，是军学绅商各界均对昏庸迟钝的专制朝廷失去信心和耐心，专制王权作为有道与无道、合法与违法的最高裁判所的地位发生根本动摇，这种体制内的政治失序为爆发内铄型的军队革命创造了条件。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和遍及全川的保路风潮，促成了辛亥革命。无药可救的清王朝在宪政改革和铁路国有化等问题上颟干页专横，把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学绅商各界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不过，学生、士绅和商人的文明抗议，终究不如军界内铄来得迅猛彻底。此时，革命党人对“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