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
辛亥革命网 2011-05-21 00:00 来源：教育哲学 作者：熊志勇 查看：
“体育”在中国是一个十足的外来词。据日本体育史学家岸野雄三先生考证，日本1876年左右才开始使用“体育”一词，而传入中国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如果说古代中国也有类似体育的文化传统，除了杂耍和武艺，大抵只能以气功为代表。作为养生文化的气功，不乏修身延寿的作用，但却鲜有体育意蕴。体育理念的缺失与人文关怀的扭曲，导致国人体质的孱弱和精神世界的败落。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体育的吸纳涵化和人文精神的重建，堪称近世中西文化交会碰撞的亮点。
一
中国的气功——养身文化源远流长。《尚书·洪范》、《庄子·养生主》均有关于气功养生的表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功养生文化趋于成熟，在嵇康的《养生论》、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和颜之推《颜氏家训·养生》等一系列著述中，形成一整套人与宇宙、人与社会、人的起居饮食和呼吸、意念动作的气功——养生文化。气功虽然是一笔值得发掘的文化遗产，但其重养生轻竞技、尚柔反力、重德鄙武的价值取向，以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回避态度和对生命本质的压抑，未必是华夏民族的福音。
文化人类学的大量材料证明，人类从充满“诗性智慧”的生殖文化崇拜演进到“理性精神”膨胀的文化符号崇拜，乃是划分蒙昧状态与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识。生殖文化崇拜反映了人类对感性生命的肯定；文化符号崇拜则表现出人类对理性精神的追求。相对于“自然化人”的蒙昧时代而言，“人化自然”的文明社会无疑使人的发展步入全新的境界。但是，人类理性精神的进化与人类感性生命的退化却构成了一道无法回避的文明悖论：人类形体的优化和体质的增强，并不一定与日趋精致的智慧、宗教、伦理、法律同步，倒是文明理性的膨胀使感性生命的发展空间变得狭小。在拯救人类感性生命的过程中，中国的气功——养生文化和西方的竞技——体育精神，无疑是两种反差明显的体育理念。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把哲学分为“刚性”和“柔性”①两种性质。如果要将儒家文化哲学归类的话，当在“柔性”之列。林语堂先生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女性化”的特点。根据《说文》、《广雅》等古籍解释，“儒”包含了“柔弱”、“软弱”、“懦弱”等语意。清人黄遵宪指出，儒家“其道在优柔和顺，以教民服从为主义”。“儒”的“原型”是殷商亡国遗民，他们身着蓬衣、腰系博带、头履高冠、手执扌晋笏，形象文弱迂缓，心理忍辱负重，全然一副哀婉凄泠的模样。虽然儒家张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强”、“勇”一类词汇在孔孟著作中也频频出现，但只要深入探窥其文化隐义就会发现：儒家所说的刚强进取实际上只是一种“德义之勇”，“其为气也，配义以道”，②即强调人禀受仁义道德所具有的一种伦理精神力量，而非人体自然的感性生命力量。
中国传统哲学把生命的本质归结为“气”，“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考察，气功的“气”与哲学意义上的“气”都包含泛道德主义因素，既是物质亦是精神。“气者主心，心邪则气邪，心正则气正”，心与气不分，生命与道德合一。生命的完善即是道德的完善，人的身体被赋予伦理道德关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运动剧烈的竞技体育，非但有害身体，而且忤逆人伦。《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故朱熹主张“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儒家的“天人合一”亦是气功的最高境界，气功——养生文化否定现实世界与感性生命的矛盾、冲突、对抗和竞争，主张调和阴阳、引体令柔、乐天安命。至于崇尚以柔克刚、齐物混世的道家，更把尚柔精神推向极端，老子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坚强居下，柔弱居上”。③气功——养生文化以追求生命的延续为宗旨，从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之药到国人死后棺材上的“寿”字，都折射出求生祈寿的心态，“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观令人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