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杨天石 查看：
姜豪回渝后，留在中统局，奉副局长徐恩曾之命，协助全国粮食管理局指导各县粮管行政。姜不愿留在中统，以“兴趣较少”为理由，托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向朱家骅说情，要求调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940年3月2日，姜家骅复电吴开先，说明组织部名额已满，请吴劝姜留在中统，其中谈到将姜豪从香港召回的原因：
至姜事所以迟迟发表者，先因曾由雨农兄任用，派在香港工作。继因总裁深以其工作为不满，奉谕召回，请兄转劝屈就。
朱家骅此电将情况说得更清楚，蒋介石对姜豪在香港与日本人的谈判深为“不满”，才下令将其召回。
抗战后期，蒋介石曾向美国人声称，抗战期间，他先后拒绝日本人的谈判要求12次。朱家骅档案中所藏姜豪工作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其中的一个实例。
姜豪香港谈判的目的在于阻止日本人支持汪精卫组府。当时，日方也有人企图利用此点诱使重庆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9月，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向中方提出，如日华之间成立“全面停战协定”，即可取消汪伪各组织，甚至可以将汪“剪除”。孔祥熙对此感到兴趣，于10月6日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不料引起蒋介石大怒。10月9日，蒋复函孔祥熙，严词痛斥：“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应注意痛斥之。”姜豪在此后赴港，以阻止汪精卫组府为理由与日本人谈判，自然要在蒋介石那里碰钉子了。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蒋介石最初很震惊，也担心此事会对抗战造成不良影响。蒋当月22日日记云：“不料兆铭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呜呼！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余无论如何诚心义胆，终不当彼一顾，诚奸伪之尤者也。”据称，当晚他思考此事对国内党、政、军、各地，对外交与对敌等各方的影响，久不能眠。但是，此后，他逐渐认为，汪的叛逃并非纯粹是坏事。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叛国投敌面目清晰暴露，蒋介石即为此庆幸，其31日日记云：“其通敌卖国之罪，暴露殆尽，诚不可救药矣。”“今汪既离党国，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敌欲望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灭矣。”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蒋介石即称此为“党国之大庆”。后来，日本以汪精卫为“奇货”，要挟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即认为汪已无价值。1939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词中说：
伪组织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不祥之物出现之日，就是敌人末日临头之时。现在敌人必以为是他政治进攻的成功，但实际上就是他侵华政策上最后的失败。
次年3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
去年今日，余或恐其伪组织出现，影响国内与国际之心理;今年出现，则不惟无此顾虑，而且亦希望其能出现，虽于我无甚利害，而于敌国、对国际及我国民众之心理，必能发生恶劣之反响，或竟促成敌国之崩溃。与其酝酿而不出现，不如早出现为愈也。
蒋的公开谈话和私人日记都表明，在蒋看来，汪精卫的伪政权即使能组织起来，其结果不仅于中国无害，倒反而不利于日方，将加速日方的崩溃。蒋介石当时之所以对姜豪工作毫无兴趣，严令返回，其原因即在此。姜豪在回忆录中以为这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纯粹是出于猜想。
姜豪在全国粮食管理局协助工作，其时间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同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经理处秘书，中统局方面则停职留薪，在此期间，再未到过香港，也再未参加中统或军统的情报工作。今井武夫称：铃木卓尔曾于1939年12月10日与第二年1月3日两次在香港与姜豪见面，姜自称多次接受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图，云云。然而，证以姜豪留下的档案和回忆录，表明其完全是在瞎说。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