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应尊重历史规律(2)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学习月刊》2004年10期 作者：章开沅 查看：
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校长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就在于他们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的塑造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段，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育与国际接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经常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并且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们还善于节约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某些领域形成学校的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等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得较大的效益，使学校的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儒雅风貌，处处都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良传统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野、知识更新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可能有超越前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恪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继续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人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成效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纯洁的净土。尽管现在的主政者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的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期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是精神文明。
回顾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具体运作还有一点看法，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熟悉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真正有所认知；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期间，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宏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或更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的熟悉。平心而论，仅仅了解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况，没有三五年很难形成校长自己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容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必也不应轻率加以变更。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喇哇喇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思熟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会造成师生员工思想混乱，很难形成新的共识与默契。建国以来，我们高校最大的痛苦即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的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至少是能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入校教育，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
教职员工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循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