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文化视野

　　就中国大陆而言，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至今已有10年左右的历史了。这10年工作进展的迅速与成绩的显著，已经得到了许多中外学者的肯定。人们不难看出，我们不是仅仅就教会大学研究教会大学，也不仅仅是在教会史的范围内来研究教会大学，而是从更广泛的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特别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

　　无可讳言，教会和教会大学最初都是外来事物。正如多年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芳威廉博士所言：“早期由于（中国）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①这些学校的基督教性质更增添了浓厚的外来色彩，而基督教当时又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不同程度地连接在一起，因此中国民众的对抗情绪便难免要转移到教会大学身上来。其具体表现就是从20世纪初的非基督教运动，迅速发展成为政府主导和朝野结合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

　　从20年代后期开始，教会大学陆续向中国政府注册，标志着教会大学决定性地走上本土化的道路，除人事、财务的逐步转变外，更为重要的是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同时许多教会大学都加强了中国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为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许多新兴学科在教学、科研、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所有这些变化，并非全都是由于民族主义的挑战和政府法令的压力，基督教内部的顺应潮流趋向与适应环境机制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如同任何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包含着基督教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的普世性，是由各种各样文化语言的诠释、发挥逐渐构成的，20世纪中期以来的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早已不再专属于西方。仅就中国来说，基督教的传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多经挫折与停顿;但即令是从19世纪中叶的重新加强传布算起，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并非全都是外国教会的一味强行输入，其间也有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顺应与调适，同时还有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认知与融合（尽管只有一定程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有不少外国传教士把中国的“三自教会”（即“自治、自传、自养”，（government，self-propaganda，self-support）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理念与目标。及至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为数众多的中国基督教徒和一部分领袖人物更为明确地强调并推动基督教本土化，因而也就更为加快了基督教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步伐。

　　经过基督教许多中外人士的长期努力，基督教在教会与神学两方面的本土化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虽然国内外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特别是宗派林立的外国教会，对本土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甚至迥然对立;但无论如何，对于如此长期存在、信徒众多而且影响相当深远的基督教，再也不应笼统地称之为外来宗教了。稍为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早在抗战爆发以前，基督教已经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网络，包括教会、教堂、医院、各级学校、新闻出版、慈善机构、社工团体等等，其影响早已超越基督教社区，渗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连蒋介石夫妇提倡新生活运动，也需要寻求基督教青年、妇女团体的协助，其原因即在于此。

　　因此，我认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各自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而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历史唯物主义者自然要宣传无神论，反对有神论，更不会相信上帝创世说和救赎教义。但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又理应懂得宗教的产生与流传至今的原因（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与认知的），应该采取科学的、理解的乃至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宗教。只要不是为非作歹、触犯法律、危害社会的邪教，只要是遵守国家宪法与政策、法令的正当宗教，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全球性大宗教，我们就应该容许其存在，并且尊重和保护他们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包括宣传、研讨其教义的自由与必需条件。宗教问题甚至比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涉及到人类的认知领域。科学主义的偏失在于过分夸大了科学认知的能力，甚至对科学认知的局限视若无睹，而正是此种局限给宗教留下了并非狭窄的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宗教既然存在，它便成为构成社会诸因素之一元，便有其特殊的不可缺少的角色与功能。随着人们科学认知能力的发展，或是由于对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而沉溺于物欲，宗教的角色与功能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有所淡化，但是可以断言，在几个世纪乃至十几个世纪以内却绝不会消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强宗教与宗教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借此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而且有助于宗教自身正常的、健康的、趋向高品位的发展，使宗教与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当然，学术研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政府的正确政策在这方面应该是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当前，物欲横流与精神文明的缺失，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发达国家的通病。即令是现代经济刚刚起步或起飞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老牌工业国家的沉疴痼疾也早已抢先光临，造成各种严重的社会隐患。因此，补救精神文明，特别是人文精神的重建，乃是当今各国有识之士普遍关注的紧迫问题。我想，宗教文化的研究对此也会多少有所裨益。

　　注释：

　　①　W illiam B.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 1950 ",M ichig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