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与政治及其他(2)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第37卷第2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章开沅 查看：
“头是×姓物”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记庚子五月“东南互保”策划事颇生动。当时，北京清廷已贸然对外宣战，张謇等东南绅商害怕战火延及长江流域，便到南京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这无异于公开违抗清廷宣战谕旨，其风险之大不言而喻；所以两江督署幕僚中颇有力持异议者，刘本人也犹豫不决。他问张謇：“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张回答说：“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于是“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
甲午战败以后，刘坤一暮气日深，并非很有胆识的封疆大吏。但决定倡行“东南互保”，确实表现出很大勇气，“头是刘姓物”一语更是掷地有声。我常向年轻学者讲这个故事，“头是×姓物”！难道我们就不该扪心自问吗？头既然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就史学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秉笔直书与独立思考，而不应总是“唯书唯上”（借用陈云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政治家虽然经常以“创造性地发展”自炫，而给史学家留下的创造思维空间却很小很小。史学家大多是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但政治家总有点不大放心，唯恐他们在史事陈述中塞进什么有违政治原则的“微言大义”。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电视连续剧《刘罗锅》中的一个故事。和王申派人暗中审查刘墉新刻的诗集，那人翻来翻去却查不出任何问题。和王申倒是胸有成竹，贼眼一翻对那人说：“你不会鸡蛋里挑骨头吗？”纵观历史，史学家受“鸡蛋里挑骨头”之害难道还少了吗？远的不说，就是1949年以来，从《武训传》到《海瑞罢官》，从李秀成评价到《燕山夜话》，岂不都是政治家对史学家大张挞伐，岂不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专业户们乘机大显身手。我无意重新揭开已经愈合的历史疮疤，只希望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教训。
《新工具》的作者培根，毕竟是做过大官的学者，他既理解学者的秉性，也深知政治家的心术。他认为“由新运动而来的危险与由新见解而来的新危险根本不是一回事”，新运动可能搅动现存的社会秩序，而新见解则使人们从四面八方听到“新事功和新进步的喧声”。但是他也指出在理性上说来如此的事情，“在实践上做的却并非这样”，政治家更为信赖的还是阻遏科学进步的管制。
我奉送给史学家的话语是“无畏”，奉送给政治家的词汇是“宽容”，我仍然期待着这两种人通过对话以形成沟通与理解。
对话与理解
我很欢喜对话这个字眼，因为对话双方理应处于相互平等态势。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都需要对话，更何况同一社会中的不同职业族群之间。
但我现在已不想再谈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因为做比说更为重要。我在这里思考的问题是：在历史学范围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否也应对话？换言之，今天是否需要与往昔对话？
我历来对此持肯定态度。我注意到法国历史学家也曾有类似的思考。马鲁在《论历史认识》一书中强调指出：“文献在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人。”朋友了解朋友的最好方法是对话，只不过与死去的朋友的对话乃是潜在与无声，也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所说的“潜在的共鸣”。布洛赫总是把理解看得重于评判。他语重心长地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甚至在诉讼时，人们也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如外国人，如政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恶人。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只要历史学能抛弃它那假天使的架子，就能避免上述弱点。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与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历史学家的技艺》）
四百多年以前，明人李贽早就有过类似体会，而阐述更为深切。刘东星《藏书》序云：“予为左辖时，获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释卷，终日抄写，自批自点，自歌自赞，不肯出以示人。予因异而问焉，先生曰：‘吾镇日无事，只与千古人为友。彼其作用，多有妙处，其心多有不可知处。既已觑破，实不与旧时公案同，如何敢以语人也？以故特书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后尔。’”（《藏书》卷首）李贽与焦弱侯书对此亦有所说明：“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睹，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谪；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为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续焚书》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