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陕西学者张应超的学术交往

　　张应超曾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道教史研究。与我结交逾30年，一度过从较密，相知甚深。最近，他因参加学术会议来汉．与我欢晤畅谈。回陕后，他又将我过去写的二十几封信复印寄来，写信的时间是从1977年5月到1985年9月，整整持续有8年之久，距今已有二十多年，难得他还保存得这么完整．令我非常感动。

　　这二十几封信，引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并愿与众多读者分享。

　　大约是在1977年暮春，经由《光明日报》介绍，我收到他第一封来信。他从报上获悉我们正在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学术专著。很想为此贡献若干力量，并且寄来《辛亥革命在陕西》一文供参考。我随即回复一信，感谢他对我们编写工作的关心与支持。但苦于相互了解不够．加以我在“文革”期间属于重点批斗对象，这时还未得到任何平反，因此特别强调“应该通过组织联系”，以免引起任何不必要的麻烦。

　　很快就收到他的文稿，知道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老知青”，原来是一家大型工厂的工人．后来被调人该厂附属中学任教员。我少年时代由于曾被学校开除．深知失学失业之苦，更深知自学成才之途的艰难．因此对他非常同情与爱惜。读者通过我的第二封信，可以看出我们彼此已经敞开心扉，开始进行真诚坦率的交流。可惜《辛亥革命史》编写组已经有“中南五省”的地区限定，我无法破例引荐张应超参加。不过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是我们组外的志愿者或义工，像这样热心的义工当时有一大批，甚至包括陈庆华、陈旭麓这样的重量级学者。因此，在第三封回信中，我建议他与相关章节的主笔吴雁南直接联络。

　　此后，他又连续寄来两封信，主要是对《光明日报》当时发表的关于章太炎评价文章，提出若干商榷意见。我鼓励他继续深入钻研，必要时可以勇敢参加讨论。我为他这样强烈的好学精神所吸引，《辛亥革命史》的责任编辑林言椒也有同感，相约去四JlI大学开编写组会议时中途在西安下车，看望这位在基层坚持苦学的年轻人。但临时林言椒因人民出版社另有一会而未能践约，我只有单独乘火车前往西安。

　　根据我第五、六两信判断，到达西安的时间正好是国庆假期，秋高气爽，游人如织，应超陪我参观了古城的各处佳胜景区。但我对各旅游景点早已印象模糊，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的倒是他那一家三口挤住的简陋小屋。这是向郊区农民租用的一问平房，面积甚小，类似储藏室。土炕几乎占了大半间房，所以没有办法安置书桌，只有一台具有多功能的缝纫机三人轮流使用．而且肯定是妻与子优先．可怜的应超经常只有坐在炕上攻读史籍。

　　他写作甚勤．主要是靠一张小矮桌（似乎是折叠式）和一个儿童用的小凳．天晴时摆在室外，倒也海阔天空，神清气爽，文思应如潮涌。问题是下雨时不太好办，室内实在拥挤，无地可容他伏案写作。好在附近的牛棚经常拾掇得清清爽爽。而且不多的几条黄牛早出晚归，或耕耘．或休闲放牧，这便为应超的写作提供了无偿服务，既可聊避风雨，又能聚精会神，抓紧写成一篇又一篇文稿。所以，我经常称之为“牛棚边成长的年轻学者”。

　　应超热情诚恳，妻子戚凡娴静而又好客。在那样狭小的斗室中居然能以鲜美水饺与精致小菜相款待，很难想像她是怎么操办出来的。两三天的短期相处，我们仿佛已成为亲密无间的家人。我的第七封信说：“在西安多承您们热情关怀与帮助，使我大大减少了旅途的寂寞与困难。”寥寥数语，包含着许许多多温馨的回忆。

　　1977年冬恢复高考，给应超提供了到高校继续学习的机遇。他极端珍惜这个机遇，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同时仍然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不辍，不断向报刊投稿，特别是为我们《辛亥革命史丛刊》编写了《陕西辛亥大事纪》。连续好几年，他仍然与我保持联系，多半是就辛亥革命研究的资料与信息进行交流，有时还就若干史事问题相互切磋。他的进步很快，我有某种预感，可能又有新的机遇在等待着他。

　　果然，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经中央相关部门同意，决定在武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向全国公开征集论文并组织专家认真评选。应超早有准备，提交《辛亥革命时期井勿幕的活动》一文。这是他多年刻苦钻研，并且经过反复修改的佳作，所以通过评选正式决定提交大会发表。他当时仍在西安原工厂附中教书，能够与社科院及高等学校的老师或研究人员相竞争，并且终于脱颖而出，实在是很难得。与应超相类似的是当时还在苏州中学教书的唐文权，文权也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主要是靠自学成才。他提交的论文《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是多年独自刻苦钻研的心血结晶，显示出比较突出的功力与才华。我与文权的结交早于应超，也是经由《光明日报》的介绍。我曾借到苏州查阅档案文献的机会。亲自对他进行考察，而且承蒙热情邀请就住在他家。文权的住宿与工作条件比应超好得多，但一家四口也很拥挤，所以我只能住在他利用过街楼改造的书房中。虽然出入不太方便，但家庭的温馨使我真正有宾至如归之感．而且对文权有了更多全面与深入的了解。

　　就此次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而言。文权与应超两人是社科院系统与高校教师以外仅有的“社会人士”。而且又都是我的好朋友，应该说他们有多高兴我就有多高兴，或许我比他们更加感到高兴．因为我的昏花老眼总算没有看错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通过此次盛会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必然会引起学界的注视。文权被华中师院作为优秀人才破格录用，正式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的骨干成员，其后十年间勤奋耕耘，成果累累，但却不幸因病英年早逝应超由于是陕西地区唯一参加此次盛会的年轻代表，因而也被该省社会科学院选聘，进入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我在1982年6月给他的回信，除表示祝贺外，也希望他“越是在顺境，越要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实干苦干。”应该说，应超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由于他的勤奋踏实，刻苦钻研，在史学领域劳绩显著，不仅晋升为研究员，而且还出任过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