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2)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2006年6月《学术月刊》 作者：章开沅 查看：
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顾炎武曾用“采铜于山”形象地比附对资料的考订与排比。他在致其友人信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以顾炎武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才“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日知录》之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
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古人“采铜于山”的精神，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虽不可能“竭泽而渔”，但要确保重要的史料不漏网。苏州档案馆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把三千五百卷商会档案全部扫描，既快又好，好就好在它保持了商会史料的原生态，这比出史料选编好得多。当然，史料选辑、汇编在历史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推动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苏州商会档案尽管还没有出完，也已经在学术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史学家来讲，对诸如此类的史料汇编应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因为，任何史料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史料的原生态。史料编纂的本身都有一个框架，一种导引，编辑本身就有一个思路，选什么，不选什么，都是建立在这个思路基础上的，你一看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很清楚，编辑者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但是，编者的判断不能代替研究者的判断；否则，研究者便只能跟着那位史料编辑者，根据他导引的路来走。¨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史料，尽量利用原生态的史料；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我不是史料至上的学者，我也经常作一些解释，作一点宏观的判断，也作一点评判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的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任何人都有主观，但是要做主观因素少的人。过去我常想，历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探索历史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它们的真实面相。
但是，时下有些学者似乎偏离了历史研究的求实存真的学科品格，将方法、模式、范式之类的东西置于首位。当然，对学术史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走过的路，避免重复，使现有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史学研究的方法在不断更新，有人从范式的角度总结出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市民社会范式的转换。一方面，我们要允许这种探讨，新的范式不一定就是对已有范式的颠覆；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它的泛滥，动辄某某范式、某某模式，好像只有某种范式处于最高位置。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创好货，好货我们就借鉴。就是借鉴，也不能当作“拐杖”，造某种范式，在研究的中间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模式，像过去那样，离开了经典作家的话语就不能写作，那叫做而且很多范式就是在研究中间成就的。见识不多的年“拐杖”。我们现在对很多西方书籍进行译介，西方的学轻学者容易轻信外来的东西，以为只要是西方的都是术思潮大量涌进中国，这对促进中西学术交流本是一件好的。实际上，西方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新的，有些是好事，但交流是双向的，不能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很老旧的。比如，汤因比的东西就是很老旧的。汤因比就是新的，我们只有接受的命，这只能使中国学术界永远的世界文明的分类，现在觉得很新鲜，其实我在读大学的跟在西方的后面，甚至完全用西方的范式来指导中国历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在使用；解放战争后期，金陵大学的史的研究，用中国的历史来证实据之于西方的所谓模式历史系主任就开设了汤因比的讲座，这已不算什么新的的普适性。我们不要有中国过去半殖民地那种民族自卑东西。即使是新的东西，里面也有不同的层次，有些层次感，要有自己的分辨力，首要的一条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保比较高，有些层次比较低，也还要有所区分。要看是不是存、利用好。我曾经大声呼吁，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