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启蒙(2)

　　严复在直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还以此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治古文字”、“为古今体”、比书法、讲考据,“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的“无用”之学；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去实滋远,徒多伪道”,无“裨民生”的“无实”之学。因此,欲救中国之贫弱,“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1]（P44、46）。还用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原理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认为这种体、用之分,不合逻辑,“不能尽物之情”,“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只是因袭“古人之说”而已,不能言之成理。如“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又对部分维新人士的“政本艺末”观,纠正其认识错误说：“其曰政本而艺末,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本末也。”[1]（P558～559,1031～1032）其他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没有严复那样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则主要是揭露封建“三纲”的危害性,指出它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废除,代之以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

　　严复的这些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的平等自由本质的传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化来说,既是标志更是动力,这不仅在于此二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在于能够促进社会由野蛮向理性、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这可谓是摸着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真谛,抓着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提倡人的现代化

　　严复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说,明确提出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国家的盛衰。在理论原理上,他先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2]（P38）又从国民的发明创造力出发,指出：“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1]（P514）最后从国家群体由国民个体组成出发,指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所以,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具体言之,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而政令法律也只有在与国民素质相符的情况下才能顺利执行。他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验证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1]（P25）

　　二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只是争取国家富强的治标之举,而提高国民素质则是治本之举,两者需要兼顾,但应以治本为重。他认为洋务运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虽“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不能实收其效”,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民力已尔,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使“上作而下不应”,“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因此,“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1]（P26～27）

　　三是就争取国家富强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这一根本目的来说,也必须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说：“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P14）

　　严复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是要提高国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素质,以适应实现国家富强的需要。对此,严复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详而言之,鼓民力就是提高国民的“手足体力”,即身体素质,此乃国家富强之基础。以中外历史上的武力角逐而论,各国胜败兴替之际,“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凡能“称雄一时”者,无不因其国民“壮佼长大,耐苦善战”之故；以当今形势而论,“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开民智,就是要养成和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此乃“富强之原”。只有使国民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之后,国家才能富强,“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新民德也就是更新和培养国民的公共道德素质,使其改变各私其私、不重信用的传统道德本质,树立讲究“言行信果”、“各私中国”（即爱国）的道德观念,此乃“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救国图强的必由之道。“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1]（P18,27～28,29,31～32）由此可见,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说,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并抓住了它的主体部分,这就是要使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严复所提出的“三民”说对人的现代化意义,除了表现在上述的内容体系方面之外,还表现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即用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去改善国民素质,把掌握科学的知识和精神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对此,严复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总体原则：“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径,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即以科学知识和精神作为提高国民智、德、力的根本途径。其具体方法则是：在鼓民力方面,除了要继承中国自古以来“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的传统方法之外,还要像西方各国那样,“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养生、健种。在开民智方面,不仅要通过“讲西学”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而且要像西方的科学教育那样,“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理,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同时还必须废除“破坏人材”,禁锢民智的八股之学、科举之制。因此,“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在新民德方面,要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营造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观念,以代替和改造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最主要的是引入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直译为《自由论》）理论原理,力图划清“小己（个人）国群之分界”,既以此批判中国的封建纲常伦理,又以此构建一种以尊重和实现个人“说实话求真理”的自由权利为基础的群体观念[1]（P514,28,29～3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