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
辛亥革命网 2011-04-27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野泽丰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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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年年初山田辰雄教授从北京与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归来，告诉我有关刘大年先生于去年底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悲痛!近年来，我不断接获林增平、刘望龄、乔志强等比我年幼的中国的历史学家相继去世的噩耗，深感痛惜！与这些友人们的结识是缘于80年代初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而论及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日本学者与刘大年先生的关系，则可追溯到近40年前的1963年。那年11月，刘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1963年11月的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对中日两国来说，是继以郭沫若为团长的1955年12月中国科学院访日学术视察团之后的又一友好往来盛事。当时，日本国民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日趋激烈，并得到了中国的声援。在这种背景下，1963年中，共有来自中国的20多个代表团计200多名成员访问了日本。日中交流盛况空前!其中，以张友渔先生为团长的学术代表团的访日，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虽然报界并没有做什么大张旗鼓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宣传，但因为是按照日中友好协会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年度交流计划而进行，并以关东、关西的著名大学的校长为欢迎委员会的委员长，所以，形成了日本学术界各领域大集结式的欢迎态势。日本学界同仁为了实现这次日中学术界的大交流，在京都，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东京花了一年的时间，展开长时间的“邀请运动”。因此，可以说，1963年中国学术代表团的访日，从日本国内来说，实在是自下而上促成的。在基层积极支持“邀请运动”的是参加从1962年开始的“A•F斗争”(反对美国的亚洲财团、菲德勒财团对日本的中国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援助)的年轻学者和学生们。当时，我担任“A•F问题”关东方面的联络事务，将事务局设在东京教育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继“A•F问题”之后，又展开了“邀请运动”。1962年9月成立了由150余名与会者推选的欢迎委员会。我在欢迎委员会里参与了历史领域方面的欢迎准备工作。为迎接代表团访日而发起的募捐活动取得了比预计要好得多的实效，共有250人捐款达60万日元之多。1963年11月28日晚上抵日的代表团，从次日起按照超紧张的日程展开了交流活动。其中，参加东京教育大学欢迎刘大年先生等的集会的1000多名师生挤满了大讲堂，比预定的400名要多出一倍以上，甚至连在“60年安保”斗争中被认为倾向于保守的教师们也前来与会。这次欢迎集会成为该大学自建校以来最具规模的盛会之一。在平均年龄54岁的9名代表团成员中，48岁的刘大年先生担任中国学术代表团秘书长，颇显老练精干。日中友好协会的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在1963年12月1日发文介绍说，活跃在研究战线最前沿的刘大年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他“于朝鲜战争前后，在对美帝国主义远东侵略的历史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迄今为止还在反右斗争以及其它各种重大历史时刻不断提出历史学的新课题并就开拓研究的前景作了具有影响力的论述。此外，他还就资本主义萌芽(尚钺批判)、人物评价(康熙论)以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评价等重大问题，发表了颇具分量的论文，显示了其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积极论战的研究态度”。就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这种介绍是合乎时宜、比较中肯的。我至今还保存着刘大年先生当年在东京演讲时的报告摘要(《中国近代史中的人民大众》，载1964年1月出版的《大安》)，其中心内容，正如副题所揭示的一样，主要论述了“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个马克思主义史观的重要命题。刘大年先生在讲演里所强调的“人民斗争史观”在当时的日本也是被议论的一大话题，我认为这次讲演得到了日本年轻人的共鸣。1981年获悉自己将被邀请参加中国的学术研讨会的消息时，我实在是惊喜万状。曾经被贴上“修正主义者”标签的我能在“文革”结束不久就应邀访问中国，这一定是多亏了刘大年先生的特别关照!在这次大会上，我不仅与阔别18年的刘大年先生得以重逢;而且有缘结识了来自中国海内外的活跃在中国研究第一线的众多中外学者。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在学术界的贯彻实施。我个人亦觉得有必要尽早结束日本国内源于“文革”时期的史学论争。有鉴于此，作为加深相互理解的手段之一，我在这一年创办了专门刊登有关中国近现代史问题讨论文章的学术刊物《近邻》。转眼间20年过去了，《近邻》第40期的辛亥革命纪念专集亦将问世，此时此刻怀念刘大年先生，实在是感慨万千!
1963年11月的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对中日两国来说，是继以郭沫若为团长的1955年12月中国科学院访日学术视察团之后的又一友好往来盛事。当时，日本国民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日趋激烈，并得到了中国的声援。在这种背景下，1963年中，共有来自中国的20多个代表团计200多名成员访问了日本。日中交流盛况空前!其中，以张友渔先生为团长的学术代表团的访日，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虽然报界并没有做什么大张旗鼓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宣传，但因为是按照日中友好协会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年度交流计划而进行，并以关东、关西的著名大学的校长为欢迎委员会的委员长，所以，形成了日本学术界各领域大集结式的欢迎态势。日本学界同仁为了实现这次日中学术界的大交流，在京都，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东京花了一年的时间，展开长时间的“邀请运动”。因此，可以说，1963年中国学术代表团的访日，从日本国内来说，实在是自下而上促成的。在基层积极支持“邀请运动”的是参加从1962年开始的“A•F斗争”(反对美国的亚洲财团、菲德勒财团对日本的中国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援助)的年轻学者和学生们。当时，我担任“A•F问题”关东方面的联络事务，将事务局设在东京教育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继“A•F问题”之后，又展开了“邀请运动”。1962年9月成立了由150余名与会者推选的欢迎委员会。我在欢迎委员会里参与了历史领域方面的欢迎准备工作。为迎接代表团访日而发起的募捐活动取得了比预计要好得多的实效，共有250人捐款达60万日元之多。1963年11月28日晚上抵日的代表团，从次日起按照超紧张的日程展开了交流活动。其中，参加东京教育大学欢迎刘大年先生等的集会的1000多名师生挤满了大讲堂，比预定的400名要多出一倍以上，甚至连在“60年安保”斗争中被认为倾向于保守的教师们也前来与会。这次欢迎集会成为该大学自建校以来最具规模的盛会之一。在平均年龄54岁的9名代表团成员中，48岁的刘大年先生担任中国学术代表团秘书长，颇显老练精干。日中友好协会的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在1963年12月1日发文介绍说，活跃在研究战线最前沿的刘大年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他“于朝鲜战争前后，在对美帝国主义远东侵略的历史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迄今为止还在反右斗争以及其它各种重大历史时刻不断提出历史学的新课题并就开拓研究的前景作了具有影响力的论述。此外，他还就资本主义萌芽(尚钺批判)、人物评价(康熙论)以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评价等重大问题，发表了颇具分量的论文，显示了其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积极论战的研究态度”。就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这种介绍是合乎时宜、比较中肯的。我至今还保存着刘大年先生当年在东京演讲时的报告摘要(《中国近代史中的人民大众》，载1964年1月出版的《大安》)，其中心内容，正如副题所揭示的一样，主要论述了“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个马克思主义史观的重要命题。刘大年先生在讲演里所强调的“人民斗争史观”在当时的日本也是被议论的一大话题，我认为这次讲演得到了日本年轻人的共鸣。1981年获悉自己将被邀请参加中国的学术研讨会的消息时，我实在是惊喜万状。曾经被贴上“修正主义者”标签的我能在“文革”结束不久就应邀访问中国，这一定是多亏了刘大年先生的特别关照!在这次大会上，我不仅与阔别18年的刘大年先生得以重逢;而且有缘结识了来自中国海内外的活跃在中国研究第一线的众多中外学者。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在学术界的贯彻实施。我个人亦觉得有必要尽早结束日本国内源于“文革”时期的史学论争。有鉴于此，作为加深相互理解的手段之一，我在这一年创办了专门刊登有关中国近现代史问题讨论文章的学术刊物《近邻》。转眼间20年过去了，《近邻》第40期的辛亥革命纪念专集亦将问世，此时此刻怀念刘大年先生，实在是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