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时顺势虞洽卿(2)

        在宁绍公司，由于虞洽卿本人所占股份并不多，上面还有董事会，难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虞洽卿遂于1913年在家乡建筑码头，独自筹资购置三艘百吨小轮船，分别命名为“慈北”、“姚北”、“镇北”，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后又收购英商鸿安公司行驶于长江航线的两艘轮船。 就在虞洽卿准备更进一步拓展其事业时，仍为宁绍公司总经理的他却1914年遭遇到一次挫折。事情的起因是，宁绍公司董事长向董事会提议以6万两银的价格售出“甬兴”  轮，获董事会通过。虞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表示愿意多加5000两银个人收购。随后，他转手将该轮以30万租金租给外商公司，超过买价的四五倍，引起公司许多股东不满。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虞洽卿受到强烈抨击，多数股东反对他购买“甬兴”轮，并议决撤销其总经理职务。最后经人调停，虞同意将租金以公债形式归还宁绍公司才勉强将此事平息下来。 

        宁绍公司毕竟是虞洽卿耗费心血投资经营航运业的起点，总经理职务被罢 免对虞洽卿无疑是一大挫折，他在宁波 同乡中的声誉也受到影响。但遭遇挫折之后，虞洽卿转而全力经营自己的“三北”公司。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资公司轮船大多奉命调回本国，中国国内运输需求增加而船只却急剧减少，运费自然不断上涨。虞洽卿果断决定，投资增购一艘3000吨海轮行驶于南北洋，并从中收获了相当丰厚的利润，到大战结束的1918年，沿江沿海各埠都 设有“三北”公司的码头和堆栈，其资本总额已达到惊人的200万元。 

        谋取权势

        虞洽卿参与社会活动的杰出表现，主要是调停华洋纠纷，充分展示了他的独特能力与影响。晚清的上海华洋杂居，相互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和纠纷。洋人常常仗势欺压华人，官府因害怕开罪洋人而不敢伸张正义，一般人更不愿出面调停，华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但虞洽卿常与洋人打交道，熟知洋人习性，又受到洋人信任，同时也能为华人说话，与洋人据理力争，故而经他调解平息了不少华洋纠纷。在曾轰动一时的两次四明公所（旅居上海的宁波人所设，位于法租界）纠纷案中，虞洽卿均参与调停，为抵制法租界强行征收四明公所地界发挥了重要作用。1904年的周有生事件和1905年引起极大风波的会审公堂案，虞洽卿都耗费大量精力居间调停，案件的最终解决基本上为华人所满意，他由此在上海家喻户晓。 

          为了切实保护华商的利益，虞洽卿还积极发起组织商办准武装团体，时称“商团”。在清末上海的公共租界，洋人设有“万国商团”，隶属工部局。其团员荷枪实弹，专门保护洋商，尤其当洋商与华商发生纠纷时，万国商团即派员持枪前往恫吓，使势单力薄的华商只能处于下风。在遭遇抢劫盗匪时，华商也因没有自己的武装团体而难以得到切实保护。看到这种情形，虞洽卿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保护华商的商团，并率先与另一宁波籍富商朱葆三各捐款1000元。经费问题落实后，如何获得官府准允以及打消洋人疑虑成为难题。虞洽卿利用与洋人的关系，将新组建的华人武装团体命名为万国商团华人体操会，后改名为万国商团中华队，表面上隶属万国商团之下，实际上独立。这样，华商有了自己的准武装组织，其成员达到500余人，配长枪40 0支，短枪200支，受到华商的普遍欢迎。 

        1924年8月，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坐上了上海商界的头把交椅，次年又被推举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成为全国工商界的领袖人物之。上海租界当局还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延安东路）一段路命名为虞洽卿路。 

          虞洽卿充分利用其社会名流的身份筹集资金扩大经营，他的实业不断扩展。例如在航运业的投资增至450万元，并在全国各地设立2 0多个分公司，拥有大小轮船65艘，成为中国三大民营航运公司之一。1920年，他发起创办了上海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名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此之前，日本财阀以中日合资的名义，开办了经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的“上海取引所股份公司”，企图控制上海的证券市场。为抵制日商的这一企图，虞洽卿联络李云书等向江苏实业厅和北京政府农商部申请自办交易所。为使交易所尽速成立，虞洽卿未等正式批准即广泛筹集股份，在短期内共筹得10万股（每股12.5元）。该年2月，上海总商会召开了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大会，推举虞洽卿为理事长。7月1日交易所正式营业，生意格外兴隆，短短5个月即获纯利30万元。肆后，其他华商创办的交易所层见迭出，一年之后在上海即多达100余家，日本财阀独家控制上海证券市场的企图未能得逞。 

        历史污点

         虞洽卿尽管为国家民族的工商业作出了不少贡献，但也曾遗憾地留下了一些无法抹去的污点。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虞洽卿积极配合，在财政上提供支持，深得蒋介石青睐。

          抗日战争期间，拥入上海租界的难民日益增多，虞洽卿提议成立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并亲自出任会长。1940年， 由于日军封锁和战乱影响，上海市面米价暴涨。 虞洽卿以缓解粮荒的名义免税进口平粜米，  在市面上以七折出售，差额由捐款补贴。但虞洽卿又暗中将一部分进进口米高价抛售，从中牟取暴利。事件败露后，“大慈善家”虞洽卿在人们眼中顿时变成了发国难财的“米蛀虫大王”。1945年5月，78岁的虞洽卿在重庆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