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商团档案汇编》看近代苏州商团(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9 00:00 来源：史学月刊2006年第l2期 作者：朱英 查看：
民国时期苏州商团公会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到1922年商团公会由总商会接收改组为苏州商团之后，其团长、团副等领导人“由总商会会董分次投票选举之，总稽查由总商会会董中投票互选之”，一般也都是商界上层的活跃人物。不过，民国时期商团团员人数增加，其中商店店员的人数也明显扩充。档案中甚至有记载说：“所有团员，均系商店店员志愿充当，纯粹义务性质。如遇防务紧急，原有团员不敷调遣时，或有临时雇用团丁。”[10]¨即使此时的商团团员主要是商店店员，但“总商会会长对于本团有指挥监督之权，商会会董均有监察本团之权”，因而苏州商团实际上已直接成为总商会的下属准军事组织，也依然是商办团体，其性质并无改变。
二 从档案文献看苏州商团的特点
由于《汇编》辑录的苏州商团资料比较丰富和完整，所以不仅可以从中了解苏州商团的发展历史，还可以发现苏州商团不同于上海、武汉等其他地区商团的某些特点，这对于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国各地商团的异同颇有裨益。下面即依据档案文献对苏州商团的几个明显特点略作说明。
第一，与苏州商会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商会的外围机构，到后来更是直接成为总商会的下属组织。
上海商团虽与商会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其领导人当中有些同时也在商会中兼有职务，但它并不直接受商会的领导，而是由上海商办地方自治机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控制。因此，上海商会不能随意左右商团的行动。苏州商团在1922年改组之前，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商会的外围机构，与商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如前所述，最初的苏商体育会，是由苏州商会出面禀请商部立案成立。1912年1月改名为商团公会，也是经商会报请都督府批准而付诸实现的。在经费上，苏州商团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仰赖于商会拨助。苏商体育会创立时，商会出面筹集近三千元供其为开办费用，此后也每年拨助600元，成为苏商体育会的主要经费来源。据l9l0年苏商体育会收支清册记载，其各方面的收款总共约800元，除商会拨助的600元之外，会员所缴会费仅87元，特别捐也只有60元。1912年初苏州商团公会建立，时因商业凋敝，商会经费也日感短绌，曾有停止拨款之议。商团公会潘祖谦等领导人马上致函商会说明：“敝会经费向以贵会协济一款为主，前经函知将此款停止，则敝会经费遂无的款可恃。祖谦等谬承公选，值此秩序不宁，地方保卫正赖商团，添购枪械，随在须款，势不能为无米之炊。贵会维持于先，当不忍恝置于后，所有常年拨助之款，务请大力设法，广为劝集，以资继续。[11](p1073)于是，商会邀请商团各支部正、副会长协商，议决商团公会仍由商会每月襄助20元，各支部则自向所在区域店户募捐。除此之外，商团公会遇有特别事项，商会还另行拨款资助。例如，l9l6年商团公会所办地方防务事宜因经费短缺难以实施，请求商会补助。苏州商会决定每月赞助临时费洋200元，以三个月为限。
不仅如此，商团在其他许多具体问题上，也多求助于商会解决。特别是需要与官府交涉的事项，均由商会出面周旋。如领取枪支、弹药，即是由商会禀请抚院同意，与军装局、度支公所、巡警局等衙门反复磋商，最后才如愿以偿。连苏商体育会在清末碰到操员减少、教员萌生退意的困难，也请求商会帮助整顿。该会曾以全体职员的名义致函商会，阐明“兹事体大，必有提倡而后有响应，有鼓励而后有精神。贵会综握商纲，鼓励提倡之用，尤非寻常可比。在敝会已久承扶助，而明年赴宁，尤属名誉所关，亦贵会之荣辱所系。伏求俯赐提议，以提倡而增进之，则苏商幸甚”。[12]在组织上，苏州商团与商会更有着紧密的血缘联系，其领导人基本上均由商会主要骨干兼任。如洪玉麟、倪开鼎都是商会议董，四个议事员之一的尤先甲，是担任商会总理的头号人物，苏州著名绅商。另外二人彭福孙、杭祖良也是商会议董，蒋炳章则是商会名誉会员。其后的具体任职人员虽有所更替，但绝大多数同样也都在商会中担任重要职务。这种人事上的交叉，也使苏州商会和商团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22年商团公会由总商会接收改组为苏州商团之后，更是直接成为商会的下属组织。
第二，苏州商团的组织比较细密，规章也比较完备，是统一的一元化组织。
上海商团的前身“五体育会”，是由五个行业独自同时组织的，因而互不相属。其后成立的商团总部，虽然是各行业、各区域商团的联合机构，但未设总部机构，也没有派出机构和派出代表，仍然不是名实尽符的统一组织。各行帮、区域性商团之间，也保持着较多的独立性。汉口商团的前身，即各地段的保安会、消防会等，同样也是互不统属，没有统一领导，直到1911年4月才组成松散的汉口各团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