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禄贞殉难新探(3)

　　第二，6日夜、7日凌晨的事变不只是个别凶手参加，而是六镇反动官兵们的一次集体行动。重要当事人何遂当晚住在车站，他被枪声惊醒后，在奔往站长室的途中，“忽见一队人从吴禄贞的住室奔出”，当他又奔往有一连守军驻扎的仓库求救时，其守军也已哗变，并扬言要“杀了他”，何遂只好逃走，去找到达石家庄不久的山西民军求救(《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78页)。   

　　第三，从参加事变的人员职位看，有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及参谋等不同级别的军官和士兵。为首的是协统吴鸿昌、标统曹进，他们直接参加和指挥了包围车站的行动。当夜宿于车站之外的孔庚，被枪声惊醒后，在从晋阳旅社奔往车站司令部的途中，发现吴鸿昌、曹进都在现场附近，已经包围了车站。吴鸿昌站在通往车站司令部的桥上，“不准行人来往”，严格控制了各要道，以此配合马蕙田等行刺，里应外合。更能证明吴鸿昌是此次事变参加者和指挥者的根据，是何遂等人与山西民军重返车站后，命令枪毙一名参加行刺的凶手时，吴鸿昌惧怕该凶手泄露事机，连忙以押送军法处详审为由，将其救下藏起。难怪阎锡山听取返晋部下的汇报后，感到石家庄车站的杀吴事变似是吴鸿昌所为(《近代史资料》，总55期，第130页)。

　　第四，事变不单为了杀死吴禄贞，而且有意阻止晋军来石家庄，以最终达到破坏燕晋联军的起义计划。6日当夜，住在仅与吴禄贞一墙之隔的车站司令谢良翰，看到吴被杀后，“该凶手等即在车站前面向空鸣枪”(《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0l页)。住在晋阳旅社的孔庚等人说，“外边枪声很紧张”，“炮声如联珠”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252页)。住在距车站不远的英美烟草公司楼上的张厚琬说，“一夜枪声不息，天明始停”(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06页)。这怎么是仅仅暗杀一个吴禄贞呢，其驱赶已经抵达石家庄的晋军先头部队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驻扎于车站西面七里远的晋军，果然闻声便撤，待何遂赶到其驻地时，已无影无踪。特别是第二天白天，晋军出乎所料地重返石家庄后，吴鸿昌指示将电话线切断，中止了石家庄车站的电讯联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80页)，这些都是单纯暗杀所无法解释的。

　　通过以上破释，笔者认为吴禄贞殉难之谜的谜底就是六镇反动军官旨在反对吴禄贞起义的突发事变。

　　三、谜底的透视

　　吴禄贞作为六镇统制、新任巡抚，在关键时刻不能驾驭六镇，这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重要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寒。从1910年12月23日吴禄贞出任六镇统制，到1911年11月7日殉难，他始终就没有真正掌握住六镇。

　　第六镇由武卫右军和南洋自强军组成，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吴禄贞的前三任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都是袁的心腹。吴禄贞能够出任六镇统制，一方面由于他花了巨款，贿通庆亲王奕?；另一方面又是皇族中载涛等一派与袁世凯势力争权夺势的产物。近畿六镇除第一镇外，全是袁世凯训练指挥过的军队，并由其亲信们把持了上下兵权，只是自载涛任军咨大臣后，才开始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是作为掺“沙子”补缺上任的。

　　由于形格势禁，吴禄贞深感没有用武之地，他的性格和抱负与所处的环境存在明显矛盾，对上、下两级的关系始终都处在极不和谐的状态。吴禄贞曾试图改变旧有状况，打破六镇原有配备结构，通过人事调整而逐步控制六镇。陆军部虽然按吴禄贞提议撤换了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却“拟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没同意他提名的张递补，为此吴禄贞亲笔草函，迳呈大臣、副大臣，语气凌厉，要以必行，结果仍未批准，“吴因以大憾，不满之意，形于词色” (《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21页)。吴禄贞这样做不仅激化了与周符麟的矛盾，还因为他表示不满陆军部任命吴鸿昌暂补十二协协统，又招致了新任协统的憎恨，为以后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祸根。吴鸿昌后来在驻石家庄六镇中是仅次于吴禄贞的最高指挥官。

　　统制与协统不合就更无法控制下级军官。开始时，六镇各级军官因撤周符麟，都“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陆军部检查官吴宗煌上陆军大臣荫昌密呈》，宣统三年二月)，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后来，这些袁世凯的大小爪牙也不甘愿受吴禄贞的摆布，上下其手，多次闹事起哄要挟。性刚毅爽的吴禄贞，几经努力毫无奏效，加上陆军部大臣荫昌因吴禄贞写信指责他，而怀恨在心，派人到六镇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试图寻机撤他。不愿削足适履，而又无可奈何的吴禄贞惘然若失，“觉得第六镇现在既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2页)。此后便常住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该镇官兵的关系不免日渐疏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3页)。由此可见，在六镇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袁家军中，吴禄贞未能改变客寄虚悬的地位，仍然没有掌握住任何实力，可以说吴禄贞统制的官衔确实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存在，当吴禄贞计划起兵的时刻，出现六镇反动军官的集体事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吴统制与下属部分反动军官们对立关系，正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基础。

　　吴禄贞对六镇已失去信心，一直到遇害的前夜他还谈到“第六镇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冒险组织起义呢?单从现有的历史现象出发，而不从心理分析角度观察难以揭示其中奥秘。

　　武昌起义的枪声驱散了吴禄贞的低沉情绪，报导各地独立消息的电讯改变了他借酒消愁的抑制状态，激起他的无比兴奋。在与从南方来京的李烈钧痛饮的宴席上，李烈钧“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的话语与畅饮的烈性酒一并在吴禄贞胸中燃烧起来。直隶开始骚动了，参加秋操的张绍曾拒不受命回防，驻扎滦州，并联合通电要求清廷立宪。被激情所驱使的吴禄贞此时“顿足曰‘好事让人为之’”(《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29页)，便想抚慰滦军之机，约张绍曾共济策应。直隶邻省山西爆发起义后，清廷直接命令吴鸿昌领六镇前往进攻娘子关，在滦州的吴禄贞闻讯愧曰：“吾劝诸将袭北京，而所部攻晋，何面目在此与诸将相向乎”(《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71页)，连夜由滦州赶赴石家庄。在急骤变化的形势发展影响下，吴禄贞大脑的兴奋与抑制两种过程失去平衡，出现了优势兴奋中心，以往对六镇的失望心理被冲淡，这是抑制功能减退的一个标志。他劾荫昌，截军火，组成燕晋联军，制定进攻北京的起义计划，都是在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下决策和进行的。吴禄贞所举大计与他统辖的六镇反动军官的行为准则是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可他却恰恰又模糊了这种认识，因此，两者间矛盾冲突必将爆发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