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运动”中和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活动试析(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0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王先明 查看:
显然,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特质,使之不可能同劳动群众结成真正的同盟,诚如所言,“下等社会,幼稚无知,只会盲目从事,不能从事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序言。),因而,他们的武装工作基本上着眼于新军。当时,吴禄贞为北洋军第六镇统制,而北洋军从军官到士兵,以致于在清朝的地位,都不同于各地新军:
其一,北洋六镇的军官,大都是袁世凯一手培植的亲信,“对非北洋保送的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李宗一《袁世凯传》114页。),由此形成以袁氏为中心的军阀政治集团,他们是反革命基干。袁世凯的爪牙不仅控制了北洋军,在“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为之羽翼”(李宗一《袁世凯传》150页。)。各省新军军官,相当一部分是日本留学生,或者为同盟会员,或者同情革命。各省独立,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其二,北洋军实力雄厚。清末编练新军缘起于北洋军,1905年,北洋六镇全部编成,“而北洋陆军之声誉,逐布满全国”(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三,323页。)。这时,各地才始练新军。北洋军装备依靠外国进口,较各省占有绝对优势。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清廷灭亡,都没有完成全国三十六镇的编练计划。全国成镇的仅十六镇,包括不成镇的总计十七万余人,而北洋六镇加上北洋学堂竟达七万人(《清史稿》兵志三,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4页。)。此外,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二十镇,或由北洋军派生,或被袁氏控制(李宗一《袁世凯传》116页。),同北洋系统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其三,北洋军乃清廷国军,驻防直隶,拱卫京畿,清廷和袁世凯控制严密,其“兵丁多不识字”,便于袁世凯进行奴化教育,而革命意识的输入则比较困难。1911年春,革命党人赵声“闻保定陆军,是岁举行秋操,以为机不可失,急投某镇为队官。不料那时北洋军人思想之锢塞,正和官僚一般无二,所以大失所望”(《革命先烈传记》。国民党中宣部编,民国三十年九月。)。而各省新军,“……少年学子咸籍入伍,以为出身之地,……以故革命思想,易于输入。”(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15页。)有的革命者在新军中“几乎占半数以上”(《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119页。)。革命组织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上下联系,厥功尤多。”(《山西省辛亥革命史略稿》第5页,省文史馆油印本。)
吴禄贞1910年才入北洋军为第六镇统制,在清廷和袁氏集团的控制下,“欲易将弁,咸末得竟施,”(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9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第146页,湖北通志馆编。)没有在军中形成进步的领导力量,“甚至不能控制协统以下各级军官。”(李宗一《袁世凯传》158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册,146页,湖北通志馆编。)武昌起义后,清廷加强了对军队的防范,第六镇的一部分军队被调往汉口前线,较归心吴禄贞的李真,也被荫昌“俾不得在镇”(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9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第146页,湖北通志馆编。)。同时,清廷又派禁卫军一团,监视吴禄贞的军事行动;而第六镇仅有一协兵力,又掌握在军部直接委派的反动军官吴鸿昌手中(《武昌开国实录》上,96—97页。)。在此情况下,吴禄贞做为北方革命党的领导人,处于北洋军系统这一复杂而又恶劣的环境中,他的举措既关系着北方革命形势的根本转变,又受到各种反动力量的掣肘。当时在汉口,革命与反革命鏖战方酣,孤注一掷,往往成为总形势的根本转捩:或者予反革命以致命一击,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胜利的曙色照射在披靡所向的战旗上;或者革命主力受挫,反革命力量复振,革命形势即转低潮。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中,被烈士鲜血所浸染着的这种先例并不鲜见,革命党人岂只一而再,再而三猝然发难,期以侥幸成功。生命所赢得的只是教训:“无共同之计划,……无切实之组织”(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二,第90页。),或“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宋渔夫日记》,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二,210页。)。这一教训,理所当然地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因此,吴禄贞很早就认为要“埋头苦干,不可浮躁”,“决不为局部的变动,影响大计。”(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29页。)虽然如此,吴禄贞却未曾放弃武装推翻清政府的根本宗旨。还在武昌起义之前,清廷调集新军举行永平秋操,吴禄贞认为机不可失,遂与“诸革命同志秘密决议,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39页,冯玉祥《我的生活》上110页。)可惜走漏了风声,才不得不偃旗息鼓。未遂起义发生在武昌起义以前,这同立宪派的活动,无异于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