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4)
辛亥革命网 2011-03-14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章开沅 查看：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说是“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冕”等等，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张季子九录 ·政闻录 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可是袁世凯决不“释网”五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以“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帝制复辟已经迫在眉睫。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辞呈说：“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役所可了。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请解决商部长职专任水利局 务呈》。）他是决心与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分手了。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1915年11月20日，看到上海报纸上有袁世凯将封他为“太傅”的消息之后，张謇在日记上写道：“何为若是之纷纷逼迫耶！”1916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说是南方讨袁战争已蔓延各省，“武力与调和皆不易解决”，唯一的办法是袁世凯自己“急流勇退”，以平民愤而早日结束战争。这与四年以前谢辞江苏宣慰使并敦促清帝逊位相比较，简直是历史的重演。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张謇感叹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张謇日记》丙辰五月六日。）
但是，张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在欧战期间得到空前发展。截至192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1，660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加到四个厂，资本总额达770多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00余台，同时还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大达轮船公司），此外又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公司林立，垦区扩展，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四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连黄海700余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0，000亩，已垦面积70万亩，投资总额共21，190，000元。（《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如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书》）张謇的经济事业在1920年前后达到顶峰，正如日本人驹井德三所描绘的那样：“是故张謇在实业上之势力，以南通江北一带为根据。在上海之地，以金融之关系，在九江路设事务所，掌南通关系各银行公司之交涉事务及生产品之交易。又于黄浦江沿岸法租界邻接地之十六铺，建有巨大之仓库及埠头，以大达轮船公司之名，营仓库及航行之业，在吴淞商埠所有之地产，占该埠形胜之区，现正建设埠头，进行都市之计划。”（驹井德三：《张謇有关事业调查报告书》。)）
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疲。而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更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同时也使大生资本集团很快便由盛而衰。1922年以后，这个集团由于发展过快，已经因资金短绌而增加负债。到1925年，情况更为严重，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即高达900余万两。盐垦系统的亏蚀最大，仅所欠大生债务已有250万元以上。在罗掘俱穷的困境中，张謇被迫把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体系濒于土崩瓦解。
张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既不满意军阀混战，对于共产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缺乏理解，并存在很多疑虑。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期望祖国富强之心始终未泯，曾撰文指责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主张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他还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得以顺利发展的和平环境。只是由于他已经游离在时代潮流之外，这些梦想的幻灭便是必然的结果。
1926年夏天张謇病故。这年春天，他“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曾赋长诗以寄孤愤。结尾几句是：“吁嗟吴与越，动受四面牵。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乎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张季子九录·诗录》。）这便仿佛是他暮年处境的自我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