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湖南成为辛亥革命“首应”之区的原因(2)

　　二、民众斗争的推动

　　湖南境内发生的民众运动造成了震荡全国的革命声势。早在1904年黄兴创立华兴会，并策划了内地反清革命团体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长沙起义。期间，黄兴、刘揆一等人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拥众逾万人，主要活动在湘、鄂、赣、闽四省，声势浩大。起义失败后，马福益被害，其部下龚春台、姜守旦、冯乃古、肖克昌等人誓为马福益复仇，更加倾向革命党，继续起义，以图大举，龚春台、冯乃古、肖克昌是哥老会支派洪江会的首领，姜守旦是哥老会另一支派洪福会的首领，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会党各派联合成立了“六龙山洪江会”，发动萍浏醴起义。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清武装起义，也是南部中国自太平天国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参加这次起义的民众包括安源地区的煤矿和陶瓷工人，醴陵及浏阳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他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六龙山洪江会”。义旗所指，云集响应，从者达数万人。不数日，起义遍及萍乡、浏阳、醴陵、宜春、万载、修水、衡山、湘潭、平江，民众与清兵鏖战一月有余，大小战役近30次，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政府调动了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1910年，长沙的泥木工匠、饥民、会党，又因水旱灾害严重、官绅哄抬粮价、囤积居奇而发生抢米风潮。长沙抢米风潮是一场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它以饥民要求平粜为开端，既而愤怒的民众哄抢米店，放火烧毁巡抚衙门，捣毁外国教堂和银行，并迅速波及附近州县和其他省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虽然风潮最终被镇压下去，却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在华势力。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将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顿时全国大哗，湖南首先兴起反对的保路运动。在长沙，万名群众举行集会，长沙至株洲的众多的铁路工人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商人号召罢市，学生响应罢课。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一场预演，它的发生发展直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成熟。风起云涌的民众斗争显示出蕴藏在湖南民众中的巨大革命力量。

　　三、两湖革命联系的频繁

　　在革命的酝酿阶段，两湖地区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革命联系，是辛亥革命湖南“首应”的重要原因。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第一个有规模的革命组织，其成员以两湖志士为主体。所长吕大森、会计时功壁、庶务康建唐、宣传曹亚伯为湖北人，总干事胡瑛、文书宋教仁为湖南人。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后，为联合湖北，黄兴特派宋教仁、胡瑛“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黄兴则“往来湘鄂，统筹全局”。黄兴自沪回湘途经武汉时曾会见科学补习所领导人，告以湘省起义计划，预定于阴历十一月十一日清西太后寿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炸毙官吏，而乘机起事。科学补习所成员均表赞同，“遂约定由湘省发难，鄂省响应”。计划既定，即开会指派会员具体职务。时补习所干事曹亚伯在长沙执教，“负湘鄂联络之责”；吕大森、康建唐等赴湖北各地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接洽；胡瑛赴湖口起运弹械至鄂；各干事负责推动各学校、军营起事；并印刷军用票三十张，“以备湘鄂两省起事之用”。后因事机不密，起义流产，胡瑛与黄兴、宋教仁等均遭通缉。黄兴在潜赴上海前，密电武昌科学补习所，谓“事己失败，须早为布置，以避免清吏查缉”。科学补习所干事及时将文册销毁，通知成员暂避，并将军械转移至汉阳鹦鹉洲。随后，清军包围科学补习所，一无所获。

　　继科学补习所之后，日知会成为湖北一兴盛的革命团体。1906年日知会正式成立，会众大部分为湖北人。成立于1905年的同盟会多两湖志士，与会的湖南人又以华兴会成员居多。 

　　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同盟会总部派两湖志士朱元成、胡瑛、梁钟汉、谭人凤、宁调元5人回国领导和支持起义，日知会成员刘静庵、冯特民、任重远、何子植等人开会集议，拟联络湖北新军起事策应萍浏醴起义。事为清方侦知，朱元成、胡瑛、梁钟汉及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等人被捕入狱，是为“日知会丙午之狱”。此后在湖北建立的各种革命团体中，大多以两湖人士为骨干和主要成员。如湖北军队同盟会，参与的会员，有姓名可查者46名，大多为“两湖籍的士兵”。群治学社社员64人，“籍贯以两湖为多”。振武学社有名籍可查者96人，“籍贯以两湖为主”。文学社有名籍可考者243人，“虽以湖北人为多，主干分子多湖南人”。

　　在湖北，革命团体自科学补习所至文学社，一脉相承。与湖北各革命团体并驾齐驱、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挥作用的是共进会，因宗旨相同，文学社最终并入共进会。共进会源于同盟会，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发起人有湖北刘公、居正、彭汉遗、孙武、杨时杰、郑江灏，湖南焦达峰、杨晋康，及其他各省人员。1908年孙武、焦达峰等人回国，孙武在武汉组织共进会机关，外埠联络机关在湖南有岳州高等小学（彭蠡负责）和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楼等。湖北共进会大部分为湖北人，但也有不少湖南人参与其中，如黄荣（华容人）、黎先诚（浏阳人）、刘贤扬（浏阳人）、李文岳（宜章人）、杨永章（宜章人）等。1910年4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共进会会员焦达峰从浏阳来电，“约湖北党人同时于湘、鄂两省起事”。湖北孙武、黄申芗等因与焦达峰有湘鄂同时举义、“湘以粮济鄂、鄂以械济湘”的密约，就立即和群治学社的李抱良往返磋商，决定乘时发动。计划议定之后，派湘籍会员黄孝霖赴湖南联络。无奈，湖南抢米风潮被当局镇压，湖北计划亦被清廷侦知，大举败北。1911年，湖北革命党人得粤事失败消息，居正．刘公、杨时杰、李作栋、胡祖舜、刘英、焦达峰、杨晋康等开会商讨对策，决定了“以两湖为主动的革命策略”，“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事，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能同时起事最好”。并推焦达峰、杨晋康两同志负湘省完全责任。武昌起义前夕，两湖革命党人约定一省举义，另一省10日内响应的起义计划。议定若起义日期确定，双方就在发难前3天用电报密语通知对方以便策应。为防事泄，商定“以‘指示机宜莫久使故国衣冠沦于夷狄，挥戈举义怏团结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三十个字为初一至三十的代替字；以‘祖父故’三字代替发难；以‘祖母故’代替‘机关被破获”’。另外“还有一些隐语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