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辛亥革命前的议会思潮(2)
辛亥革命网 2011-03-20 00:00 来源：《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作者：张小萍 查看：
简单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前的历史会发现：在宣传上，革命派重点在“反满”，而立宪派的重点在呼吁宪政，尤其是要求速开国会。“反满”和“开国会”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各自举起的宣传大旗。立宪派在国内的宣传和请愿活动客观上宣传了民主思想，增加了国人对议会制的企盼。革命派宣传推翻满清政府以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国会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志性事物，革命派宣传时也提出以后要建立议会。孙中山也曾设想“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国民皆平等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主张在革命后选总统、设议会，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资产阶级两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要建立议会。因为“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至少说西方标准，在当时两者是一样)，因此必须赶上去，应有一个国会以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以主持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革命前的种种宣传让国人对于议会产生了许多美好的向往，这使得建立议会成为大势所趋。
三、误读的宪政
实行宪政，建立议会，除了要不要学的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学的问题。这首先涉及到如何认识议会的问题。清末在宣传议会时是将其作为一种国家富强的手段来看待的，认为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严复说：“西洋富强之政何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召开议会成了是否实行宪政，是否要富强的衡量物。
西方的政治理论，实行宪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民主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分，“直接民主就是人民不间断地直接参与行使权力，而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盖国即为民主矣，则主权诚在民。民众而不可以尽合也，于是乎有代议也，而为国会”。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中，议会是立法和行政监督机构。因为他们认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议会政治是建立在其经济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控制和进行有效统治。王人博认为“共和的宪政之于美国：君主立宪制的议会政治之于英国，或许在结果上与其最终成为强大的国家有联系，但共和制、议会制本身并不是为了‘强大，而设计出来的”。国家所面临的形势使国人要尽快找到一条强国之路，很难再等待议会制度完全适应中国，因而放弃了议会政治的道路。
其次，对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所需要的文化背景注意也不够。英国1215年签订《自由大宪章》时，开始限制王权。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资产阶级革命从政体上将限制王权法制化。法国在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也有几百年历史，美国独立战争前议会也存在，各国议会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是长时间演变的结果。另外宪政是一种要求民众参与的制度，如果缺少民众参与，宪政也就失去了意义。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中虽也有民本思想，但一直强调君主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到了明清两代专制主义更是发展到高峰。经过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后的中国是“我们当中多数人甚至不懂什么是宪法，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对于政府体制漠不关心。”另外议会是和政党制度、内阁制和总统制相配套运行的，这些在中国都缺乏必要的土壤。这种情况显然对实行代议制是不利的。正如王亚南所说：“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可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上，如亚当斯密所说，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敛财赋税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许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资产阶级两派对宪政如何运作、怎样适应中国的国情，显然缺少思考。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在进行宣传时，更多的是对实行宪政后的美好前景的展望，而缺少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性分析。在革命前两派对于西方议会制度谈论的不少，了解议会制度的人并不多。章士钊、宋教仁、梁启超是其中几个比较熟悉议会制的人，但他们熟悉的只是议会制度的形式，如何使这种制度应用于中国还尚未考虑到。
议会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志物，中国人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议会政治认识不够的情况下引进了西方的议会政党制度，但这是一种被误读了的宪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