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

　　关于三民主义思想。日本山阳学园大学班玮的《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再探讨》一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班玮对1928年国民党出版的《三民主义》教材”与1956年大陆出版的关于三民主义书籍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有多字句上的不同，经过研究发现，中山先生晚年的思想趋向保守，“民族主义”思想中出现国粹主义倾向；“民权主义”思想中出现专制主义倾向等；而民生主义思想在理论方面相当粗糙，难以自圆其说、这种保守倾向对后来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袁伟东的《孙中山人权思想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一文指出，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民主化。而中山先生的人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民权主义上，中山先生人权思想的精髓体现在平等和自由。因此中山先生对于民权的宣传、争取等活动，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大连轻工业学院何钟林、陈娟的《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理论的精髓是爱国主义》，认为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签发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之精神与中山先生提倡的“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的思想相吻合，并以此为例，提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在不断发展中的，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并阐明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基于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从而得出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理论的精髓是爱国主义的结论。昆明师专徐波的《从孙中山民权主义看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目标：内容与路径》一文认为，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不仅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民主政治的目标应该成为能够落实的现实目标；内容上，应该把国家治理纳入制度框架；路径上，认同政治妥协：和平渐进即中山先生所谓“社会革命”的方法，摒弃政治革命的激进主义。

　　关于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庄政《孙中山教育思想阐述》一文认为，三民主义教育思想即民族教育、民权教育、民生教育，有其一贯的共通原理，可视为人群、生存、互助、进步四种教育原理的关系。文章还认为孙中山强调教育的功能必须与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密切联系，同时重视教育本身的特性，从而得出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是综合古今中外而自成体系的结论”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叶国洪在《孙中山先生的文化教育思想对香港教育改革的启示》一文中提出，中山先生的文化教育思想是中西兼通，兼容并包，强调科学新知配合传统文化精华，尤其重视科学教育及道德教育，这些教育理念对正处于“后殖民时代”的香港教育改革的借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兆祥的《孙中山教育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探析了中山先生教育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即清末新政时期，提倡教育改良，积极推行学校教育；辛亥革命期间，集中体现了教育为革命服务的宗旨；建立民国以后，重视全民教育、人才教育、军事教育、科学教育等，提出了一系列对教育的建设构想，包括重用蔡元培，制定民国学制以及教育如何与时俱进等现代化改革。认为中山先生教育思想的三个形成阶段，体现了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逐渐成熟，并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是相一致的。

　　关于中山先生晚年及其与天津的关系研究。天津市孙中山研究会葛培林《略论孙中山与天津》一文，阐述了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会晤袁世凯、北上共商是等三莅津门的历史片段，认为天津既是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发轫点，也是最后一站，三次天津之行目的不同，主张也有差别，可见中山先生思想的与时俱进，以及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循序渐进。民革上海市委会联络部马铭德《试探莫斯科与孙中山北上的关系》一文，利用今年刚刚可以检索的档案展开研究，提出实行联俄、国共合作政策与北上共商国是，是中山先生晚年的两大政治举措，也是中山先生晚年的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而这两项政策有着共同的莫斯科的背景，尤其是晚年的北上，更是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斡旋下成行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邓丽兰《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宪政思想的演进》一文指出，中山先生晚年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更多地趋向批判。受此影响，中山先生建立了“以五权宪法超越三权分立，以全民政治”直接民权超越代议制政府的一种超越性的宪政模式。

　　关于中山先生与同时代人物关系研究。中山先生与同时代人物关系研究既有助于深化对中山先生的认识，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特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文通《孙中山与李大钊》一文，重新解读《<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等前人未注意的史料，认为中山先生与李大钊初次接触的时间应该是1922年，而不是1919年。李大钊以驳论《支那分割之运命》一文为契机，对中山先生的学说给予辩证性的“驳议”，加深了对孙学的深入认识。作者在考订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山先生的有关言论对于李大钊早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产生过间接影响。周恩来与中山先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中共党史的重要议题，也为海峡两岸所普遍关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徐行、李俐合著《周恩来与孙中山》一文，回顾孙、周二人从相闻、相识到相知、互相欣赏，以及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周恩来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对孙夫人的尊重与保护的历程，认为孙、周虽然身处不同党派，坚持不同理念，但是在维护整个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吴琴《孙中山与邓演达》一文详细论述了从邓演达开始参加革命。两次广州之战到参加北伐。管理黄埔军校，以及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坚持三民主义，与背叛中山先生的蒋、汪彻底决裂”表明无论从行动上还是思想上，无论在中山先生生前还是身后，邓演达都是中山先生的忠诚拥护者和捍卫者，为解读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启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学智《孙中山品格论——以民初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为考察对象》一文，考察了民国初年中山先生为维护共和主动让位于袁世凯，以及基于同一原因发动反袁“二次革命”的历史过程，认为中山先生是一位襟怀坦荡，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毫无个人私利，具有崇高品格的伟大的政治家。“直皖战争”、“反直三角同盟”等问题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潘荣《略论孙中山与徐树铮在直皖战争前后的短暂合作》一文，以直皖战争中徐树铮在中山先生与段祺瑞之间牵线搭桥为切入点，认为徐树铮对促成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并认为孙与皖系合作是利大于弊。并且指出徐树铮对中山先生的评价远远高于吴佩孚、张作霖，而孙对徐树铮的评价也高于陆荣廷、张作霖等军阀。因此对徐树铮也应给予正确评价。

　　关于中山先生与媒体的研究。以往对于中山先生与新闻报刊和舆论宣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山先生的舆论宣传活动的描述、对中山先生的舆论宣传理论的分析和评价，以及中山先生与一些具体报刊的关系。本次会议对中山先生与媒体这一论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和冯志阳在《媒体与领袖形象的建构——以<大公报>中的孙中山为例》一文中明确提出，《大公报》对中山先生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由抗拒到认可的过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在中国社会逐步得到接受和关注。《人民政协报》刘仰东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纳的《政治家、媒介与政治宣传——从舆论宣传角度看孙中山1924年北上之行》一文，探讨作为政治家的中山先生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两篇论文针对新权威如何建立，以及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等新的理论命题，做了初步探索。

　　从社会性别视角解读中山先生思想与实践。社会性别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历史人物的视角和范畴，本次会议即有多篇论文阐释中山先生的婚恋与革命生活及其社会性别观念，拓展了研究领域。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周叙琪《孙中山先生与理想的女国民——以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中的角色扮演为例》一文，在挖掘中山先生关于女性国民的理想和现实差距的过程中，呈现出女性国民行为范式的逐渐成型的历史过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潘志群《现代中国的“恋爱革命”——从孙文与宋庆龄的婚恋说起》一文，尝试跳出单以孙文个人史为中心的研究预设，将之置于20世纪中国“恋爱革命”的历史脉络里来观察，预示了不久之后即将爆发的由新文化运动所带来之感情世界大变动。山东大学李平生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钊的《从社会性别视角解读孙中山的女权思想》一文，探讨中山先生对20世纪女权理论、女性主义思想的预见和认识，隐含了国族、女性、文化、政治、传统、现代等诸多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和台湾学者一道展开了有关中山先生的社会性别观的讨论，加强了两岸学者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