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市民及其社会心理（一）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是通过城市的起义和政治变更而实践的。这种历史特征，无疑与近代中国城市及其主体——市民等级的政治态度及其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是与西欧诸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走的不同道路，即由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步向工商经济和文化中心转化，使之具有近代因素而成为近代城市的。这一历史格局决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市民只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在城市的发展，将城市居民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漩涡，从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政治范畴的近代中国城市市民等级。他们包括商人、士绅、中小职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小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及新式知识分子。

      在心理意识上，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变更政治制度的愿望表达得日益强烈。同时，市民参与政治斗争的愿望也十分强烈。

      这样，在辛亥革命时期，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相一致，成为资产阶级在城市活动的社会基础。城市的这一变化，也为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所注目。城市市民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活动，就此具有了相互沟通的渠道，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要与城市及市民社会发生联系，它的成败也必然要受制约于市民社会的心理选择。

      辛亥革命以武昌首义和各省的光复响应为胜利的标志，实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转换。毫无疑义，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变动，是城市市民对资产阶级革命选择的结果。从市民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城市市民已经具备了对革命的稳定心理承受力，表明城市市民社会心理对革命的选择趋势。舍此，不可能使革命在城市中发展和扩大。

      城市市民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心理承受和选择，经历了二次重大的转折时期。

      第一次在1903年以拒俄运动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之时。在1903年之前，城市市民意识虽然已渐次成长，但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尚摇摆于革命与改良之间。伴随着拒俄运动的发生，清政府暴露出卖国的本来面目，康梁改良派也显示了他们保皇的政治目标。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群的革命与改良的大分化，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彻底决裂，《驳康有为政见书》及《敬告同乡书》的发表，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这一切，都给予了市民社会以强烈的冲击波，促使其心理发生变化，革命的或渐近于革命的市民社会心理逐步形成，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民中下层，在行动上也接受或参与革命。诚如孙中山所说:“当初次之失败（指乙未广州起义），举目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选集》第195、199页。）。孙中山所说，实际上正反映了1903年以后市民社会心理状态的变化，表明城市市民承受革命的心理氛围正在形成。

      观念变化最能体现人们的心态变化。市民社会心态的变化，最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观念变化上。

      首先是“君权至上”的观念变化。在封建专制时代，君权至上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不能违抗君命，也不能议论皇上的得失。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弱点，也正在于不敢触动君权。1903年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直接了当地表达了对君权的蔑视。报刊上直呼“当今皇上”为“载湉小丑”，已非少见。更有甚者以黄帝纪年来取代光绪纪年，反映出一种蔑视君主，君权的社会心态。

      与此同时，与君权相对立的民主、人权观态也随之出现。那种“知有朝廷并不知有国家”、讲究君臣之道的奴隶思想，受到强烈的攻击。人们认识到了国家乃“国民公共之机捩”，“帝王君主亦不得和而有之”（《国民报》第4期，《亡国篇》。），而应当是“人人有之，即舆夫走卒亦得而有之”。因此，人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人与人之间，“非有尊卑上下之分”，“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被治者”。（《国民报》第2期，《说国民》。）这种民主、人权的观念较之于以前为专制的奴隶而不知觉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巨大的变革。

      以反对君权、提倡民权为核心的政治观念的变化，也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以封建礼教为核心。人们所赖以奉为行为准则的就是以君臣、忠孝、恕悌、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伦理。此时这种观念受到冲击。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的观念开始盛行。特别是提倡科学与工艺、反对封建迷信的观念，以及反对以服从和听天由命的奴隶式的国民劣根性的观念，在市民社会中迅速成长。人们提出了养育国民“新灵魂”的观念，要求这种新灵魂具有哥伦布、麦哲伦式的“探险性质”和“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铁血主义精神”，还要求具有“勃勃生气”的游侠气质和去掉“个人经济主义”的“社会魂”等等。表现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城市市民敢于进取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伴随着观念的变革，市民社会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解和接受也日益明显。舆论是最能反映社会心态的变化，又能促使社会心态的进一步深化的。我们考察这一时期市民社会对革命舆论及其传播媒介的反应，就可以说明问题。

      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例，该书在城镇市民中传播影响极速。据载，该书“凡募印二十有余版”，“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餈饼以入”（《邹容文集》附录三。），以至“风行海内外，销售逾为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55页。）。陈天华的《猛回头》也在市民中流传极广，“重募至十余次”，（《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32年条。）出现了“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的场面。（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

      革命报刊的传播也十分迅速。以《苏报》为例，该报自转向革命后，发行日广，除上海之外，全国还有二十余处分售处，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发行点，“销数亦为之骤增”，仅江西南昌一处，1903年就比1902年增加了四分之三。（《李函述江西报界之发达情况》，《苏报》，1903年5月30日。）

      社会心态和传播媒介的日益接近和倾向革命，造成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在城市的日益扩大和市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特别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下层市民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参与实际的革命运动。在湖南，学生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无不精神奋发，人人皆有革命之志”（李树藩：《癸卯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建国月刊》第14卷，第1期。），“社会图谋革命之潮流，乃与日俱盛”（粟勘时：《湖南反正追记》。）。在江、浙、皖等地区，革命在“舆夫走卒”中“最为盛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