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市民及其社会心理（二）

      与此同时，在广大的市民中则发生了参与政治斗争的巨大热情。1903年以后，城市市民的抗捐、抗税、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等斗争也普遍发展，形成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市民运动的热潮，显示出城市市民日益明显的革命倾向，以至清政府也为之骇异，说城市社会“一闻逆党煽动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觉，一唱为和，如饮狂泉”（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第2卷，上册，“序言”。）。他们不无担心地预测：“推将来内乱之所由生，不在盗贼会党，而在贫民，此其动机一发，必有不可遏制之势”。（《东方杂志》第7年，第10号，《论说》第257页。）

      1903年以后城市市民心理的革命变化，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时期主要是中下层市民较为明显，而以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商人、士绅的市民上层，则仍处于摇摆状态。以他们的地位而言，他们与封建官府和外国资本的联系较多，在思想上和政治态度上多倾向于资产阶级上层。所以当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立宪运动之后，市民上层大都成为运动的社会基础。以清末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来说，参与签名的第一次为20万人，第二次为30万人，第三次预备为2500万人。这些人当中，当然不可能全是具有资产阶级身分的立宪党人，其中大多数是市民，尤其是市民上层为其骨干。因此，他们的政治倾向还是处于保守方面。

      以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和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颁布为契机，城市市民的社会心理发生了第二次有利于革命的转折。原因在于，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虚与委蛇和拖延，使市民上层感到“哀告无门”，皇族内阁的终于出台，最终惊醒了他们和平立宪的迷梦，使他们发出“天意难回，人事已尽”的叹息，感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从而认识到“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而无他策”，在思想上大大地接近了革命。紧随而来的“铁路国有”政策，更严重地挫伤了与铁路权益有极大关系的市民上层，加速了他们的政治转向，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样，他们终于选择了革命作为实现其政治愿望的形式。在湖北，汤化龙等立宪派人物就与城市上层分子“密谋革命”、“主张革命爆发，我们应当参加，不应该避开。（《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90页、第95页。）从兹，“政学界附从者日多”（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80页。）。在上海，以商会头面人物为中心的市民上层人物在革命到来之际，就已公开地与革命党人共商革命，并建立了中国国民总会的组织，作为联系市民的纽带，并最后以商团为力量，进行了武力光复的壮举。武昌、上海的情况，在各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与此同时，城市市民的政治斗争连绵发生，工人的罢工、商民的抗捐抗税，构成辛亥革命前夕一幅动荡的政治图景。尤其是城市市民的罢市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市民最普遍而有效的斗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在1906—1911年武昌起义前，全国城镇市民发起的罢市斗争不下于200余次。其中，1910—1911年间，仅商人的罢市就有30余次（《清末民变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伴随着城市市民上层的倾向革命和市民斗争的勃兴，城市的革命气氛日益浓烈，城市市民社会心理对革命的选择已成趋势，市民已具备了对革命的稳定心理承受力。这样，就使通过城市起义和政治变更而实现的资产阶级政治转换的辛亥革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武昌首义和各省武装光复或和平转换得以顺利地进行。因此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时期城市市民社会心理的渐次接近和对革命的选择及心理承受力的形成，辛亥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2

      近代中国城市市民是一个与中国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范畴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除了受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影响和支配，与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外，他们也还受制约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种种弱点，在心理意识带有不成熟的痕迹。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自己的生产部门变成全民族的主导生产部门”，“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的发展和演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页。）资产阶级也没有使自己“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而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因为受到本国封建势力及外国资本的压迫，积累先天不足，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个特征，使与资本主义利益攸关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城市市民也具有与它的主体阶级相同的特征。概言之，城市市民在此时尚只处于与资本主义的广泛联系中，并不是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市民。在他们的心理意识上，还具有它所受制着的那个阶级的弱点，同时也还带有它正在脱胎的那个社会的痕迹。这样，它就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而这种心理距离就制约着它进行政治选择。由此而影响和制约着辛亥革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