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市民及其社会心理（三）

      首先，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及资产阶级的先天缺陷所给予城市市民社会心理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他们对于自身的价值尚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表现出参与政治的愿望，并通过自己的斗争与资产阶级一起实现了变更政治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声望”的实力人物和旧官僚，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

      在武昌，当起义成功，人们着手新政权的建设时，革命派推出了有“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素具人心”的黎元洪出任都督。（李廉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记》。）为此，市民社会的反映是“欢声雷动”、“人心始为大定”。（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5页。）在长沙，革命之初确由革命派掌握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对他们的认同。在市民看来，焦达峰不过是“特起自草茅”的江湖大哥，“是一个专事破坏的人，没有搞建设的才具”（转引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248页。）。市民们所嘱目的是“物望之所归”的谭延闿。当谭倾向革命时，市民表示欣慰:“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辛亥革命》（六），第148页。）。10天后的流血政变，使谭延闿终于取代了焦达峰，市民对此也是“平静如堵”地承受。（《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99页。）由此看来，谭延闿的上台，同样是市民社会选择的结果。在南昌，即使是在湖北军政府派员参与的情况下，市民也颇觉革命党人“地位低微”，“无法驾驭局面”（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13页。），而由清军协统出身的吴介璋出任都督。在江苏，程德全之起义与任都督，完全是由市民的推动而实现的。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省份也都有反映，这充分说明市民社会认同权力与威望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政治选择。事实上，各省市民对都督的选择过程，也就是对袁世凯的选择过程。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并非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所决定，也不尽然是外部反动势力胁迫的结果。袁世凯在清末掌握着军政实权，与清廷也有种种矛盾，尤其他在清末新政中厉行工商业的推进，获得城市市民，特别是上层工商业者的推崇，被誉为“国之栋梁”、“最有魄力之人”，加上他本身的种种权术，终于使他成为市民心目中决定中国政局治乱的中心人物，而获得辛亥革命的果实。

      其次，城市市民受其主体阶级的制约而产生的另一个心理弱点，就是其强烈的秩序观。

      这种心态，来源于传统中国人的“安居乐业”、“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也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求尽快结束动乱以建立安定的社会环境的现实体现。这样，就使城市市民厌倦长久的社会动乱，选择足资控制秩序的“铁腕”人物来建立政治秩序。

      城市市民的这种心态，在武昌首义爆发前就表露出来了。在重庆，当保路风潮趋于激烈之时，城市市民上层却不愿参加罢市，“他们不愿意遭受损失”，也担心“罢市以后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将丧失生计，从而导致暴动和更大的损失”（《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57页。）。广州的某些市民上层人物甚至“向侨居国外煽动革命的广东人提意见，坚决要求他们不要使故乡广东遭难”。（《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94页。）“天津的绅士私下开会讨论本地如何对待革命”，希望“发生骚乱时警察将守中立，担任维持治安的责任”，“绅士还派代表去劝总督不要抵抗”，这样，“即使发生革命，也是不流血的革命”。（《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8页。）所有这些，都强烈地表示了市民耽于安定和秩序的社会心态。事实，武昌首义后大多数省份的光复独立，都是采取“和平光复”的形式，即使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省份，革命军所通到的也只是极其有限的反抗，也未尝不是在这种心态制约和支配下实现的。

      武昌首义后，市民社会的这种心理更为强烈。一些报刊不断发表文章，表示对“秩序”的渴望:“夫今日最可怖者，土匪之乘机起掠耳”（《申报》，1911年10月21日。），今日几百大事皆不必虑，所最可虑者……使战祸延长……所谓文明、秩序者，安能长保？”（《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65—266页。）如此等等。这些言论，以往的研究者仅把它当成立宪派、旧官僚对革命的要挟，实际上，还确实是市民社会心态的反映。并且，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由于社会一些不法分子的趁机捣乱和革命军内部不良成分的骚扰以及革命政府的一些措施失当，使一些城市市民特别是其上层发出“暗无天日”，“鸡犬不宁”的抱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98页。）。这些情况，使市民耽于“安定”、“秩序”的潜在心理转变为现实的政治要求。他们希望结束不安定的政局，希望一个具有维持秩序的铁腕人物。既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那么，他们的眼光便着力于寻找能够代替的人物。而此时，掌握着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一定实力的袁世凯，便自然成为了他们选择的对象。更何况袁氏曾扮演出一副“拥护共和政体”的“咸与维新”的新面孔，而受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注目呢。于是，在市民的眼中，袁氏成为了决定政局安危的中心。他的被选择，已成为市民社会的稳定心理趋势。

      城市市民耽于秩序安定的社会心态，在二次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代表市民社会的各城镇商会团体，对这次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反对专制独裁势力的最后抗争的态度和反映是相当冷漠的。他们不愿意使已经“安定”的秩序再度混乱，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在赣、宁地区，市民团体对革命派“虽未反对，惟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到后来甚至由商会出面，以“愿付巨款”为条件，劝讨袁军“让城别走”，以求得自己的安宁（《癸丑祸乱纪略》。）。曾经历过辛亥首义的两湖地区，情况也并不好些，“大多数士绅和实际的商界全体”，“是在北洋军队和法律与秩序一边”（《癸丑祸乱纪略》。）；甚至在孙中山的故乡广东，市民也以“商困已达极点，何堪再起衅端”为由，“竭力调停，苦劝息兵”，激进者更表示“非诛孙黄，无以安天”。（郭使斌:《民国二次革命史》。）无怪乎袁世凯在获胜后对商界大加褒奖；“而抵拒邪谋，倡起正论，则尤得各省商会维持之功”（《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2卷，第70页。）。与武昌首义和各省光复独立前后城市市民及其团体踊跃支持革命派的情形相比，此时市民社会的反映，真有天壤之别。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心态的制约下，以城市斗争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还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各种因素，而城市市民的社会心态及其受此支配的政治倾向的制约和影响不是很明显的吗？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近代城市，并由此产生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属于资产阶级政治范畴的城市市民。由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社会心理，导致他们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城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土壤。城市市民也由此对革命的成败具有相当程度的制约与选择力，尤其是市民的社会心态，是造成和制约这个革命的社会氛围变化并决定市民社会政治选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