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产业革命热”(三)

辛亥革命网 2010-07-29 00:00 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2009-4-29 作者: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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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蔡元培、范源廉任教育总长时,就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师范教育和大学令,废除了封建的“尊孔”、“忠君”的教育方针,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确立了新的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7](P.22)颁布了“壬子(1912年)癸丑(1913年)学制”,基本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的教育体制。张謇在其任农商总长的短短三年(1913年10月至1915年9月)之中,先后颁布了20多个关于农、林、工、渔、牧、副等方面的法制法规,如《商会法》、《权度法》、《森林法》、《狩猎法》、《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国有荒地承垦条例》,等等,以及这些法规条例的施行细则,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不仅使实业家们经营各企业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照章则行事,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施了种种保护鼓励政策。

      在保护政策方面: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免受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势力的破坏和打击。如《矿业条例》规定:凡金、银、铜、铁、煤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一类矿产,无论是否拥有地面的土地所有权,“应以呈请矿业权在先者,有优先取得矿业权之权”,只有那些经济价值较低的三类矿产如青石、石灰石、花岗石等,才“应由地面业主自行探采,或租与他人探采”。同时为了防止外国资本侵占中国矿权和民族资本,该条例还规定只有“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并“证明其愿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律”,才能参与中国公司合资开采矿山,且“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其法人代表“须以中华民国人民充之”,而且“所有工人概用中华民国人民”。[18](P.40、41、42、54)

      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企业,民国初年还多次发布文告,提倡国货,号召人们购用国货,抵制洋货,特别是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尤应“以公家力量,限定购用,以重国货”。为了更好地开展保护国货,抵制洋货,民国初年农商部每年都将全国各种商品按国产、进口两类,“列表汇登,按年编制”,以便人们对于国货与洋货对比的严峻形势一目了解,以鼓励人们抵制洋货,保护国货的爱国热情,规定对于仿制洋货的工厂“尤应特别保护”。[19](P.273、274)同时,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国货展览会,全国有20个省区选送了10万件国货产品参展,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1910年清朝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其“浏览人数,平均每日不下万人”,以至“参观约卖,恐后争先”,旬日之间出售陈列品逾1/3。[20]

      其次是激奖政策。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民国初年还颁布了一系列奖励民族工商企业的规章制度,发《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海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植棉制糖牧羊条例》,等等,规定对新发明新创造和首先仿制外国产品的各工矿企业和个人给予种种专利权,对于振兴民族经济卓有贡献的各工商企业和个人则给予种种的荣誉和物质奖励。如规定扩充植棉者每亩奖励2角,改良每亩奖3角,种植甘蔗每亩补助蔗苗款2角,肥料款6角,牧场改良羊种每次百头30元,等等。[21](P.514)

      同时,民国政府还大力奖励出口,努力减缓对外贸易中的逆差,维护民族经济,为了帮助中国商品走出国门,扩大出口,1914年农商部曾两次组团分别参加日本东京的大正博览会和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其中大正博览会参展商品达8000余种,展厅面积达85坪(近300平方米),70余人获纪念奖章,“于我国实业前途,良多裨益”[22](P.958)为了鼓励出口,当时民国政府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减免了一些出口商品的税厘,以降低其成本,加强国际竞争力。1914年分别对土布、茶叶实行了免征税厘和降低出口税率。1915年又对出口草帽辫和地席实行减半征税,对于通花边抽、通花绸中抽、通花夏布、发织髻网、蜜汗果品等五项土产品,“无论运往何处,所有出口及复进口各税,一律暂行免税”。[23](P.179)虽然民国初年的这些鼓励措施还很不得力,有的只是具文,根本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但多少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了一些有利条件,至少起到了一定的舆论作用。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这时也正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北洋军阀的军阀官僚们为了加强其军政实力,开始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民国初年这种结合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袁世凯在启新洋灰公司等多家工矿业中拥有股权,冯国璋也拥有“直隶夹山、遵化和兴隆沟三处金矿”,[24](P.117)并为开源实业公司的发起人,北洋淑兴渔业公司监察人,保定电灯公司、裕大纺织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董事,并在大陆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等多家企业公司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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